走进老百姓的人类学
2024/05/07 15: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阅读:1.1万
人类学舶自西方,它本来是西方学者通过异文化研究来理解人类社会的一门学科。然而,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1944)导言里所说:作为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青年,处于民族和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他很容易意识到“要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动的时代能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自认为是有意义的人,必须对我们所生存在其中的中国社会有清楚的理解”。费孝通提出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说法,认为人类学的目的就是用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社会。
中国人类学的认识论转型
在笔者看来,这是人类学在中国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转型。作为西方认识“他者的世界”的人类学,在中国那一批从西方负笈归来的人类学者那里却转化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在家”的人类学。其实,他们的初心在最早引入人类学的蔡元培那里就已经是要运用人类学来开民智、察民情,服务中国当时的诸种社会和文化命题。由此引发了新的研究中国的方法论:社区调查。费孝通有言,无须隐瞒或掩盖我们的实用立场。正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和与他一样的年轻人不满足于书本知识,跑出书斋,走入农村、城镇去观察和体验现实的社会生活。“到活生生的人们的社会里去研究人类社会”也成为吸引他远渡重洋去马林诺夫斯基那里学习人类学的重要原因。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论是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学派还是功能学派,都在田野调查这一点上达成高度共识。例如,创办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陶云逵先生就在运用文化概念来分析民族社会的同时,也推动了边政学的兴起,在积累大量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将人类学知识应用到当时滇缅公路两边的村民发展和抗日战争中。
诚然,如胡鸿保所言,这种经世致用的问题取向有可能忽略了人类学的学科化发展。人类学目前是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和民族学一级学科也有交叉,曾有人类学人尝试将人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早年中国人类学家的初心,意识到人类学本来就存在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的性情倾向,那么相对于追求成为一级学科,走进普通人的人类学可能成为今天中国人类学更有意义的发展方向。今天,人类学在学术体系略属边缘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学在学术体制之外反而形成公共文化的新时尚。笔者在自己参与的一个公共人类学项目——合禾堂人文读书会——中也发现,相对于定量研究,人类学经典似乎吸引了更多各行各业的青年人参与阅读。这种体制内略显边缘与体制外走向主流并举的现象让我们看到了走进老百姓的人类学的特有魅力。走向民间、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服务普通人、和老百姓一起共同建设更好的社会与文化,这似乎是人类学中国化可以有的方向。这也回应了马林诺夫斯“人”的主张,即人类学需要变成一门应用的科学。
要做到这一点,“社区调查”显然是走进百姓人家的人类学的关键一步。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于走进他者的世界,理解“异文化”,并以之为镜,反观自我。在老百姓当中开展长期、系统的“田野工作”被视为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走进老百姓的人类学需要能够对一个社会组织、社区或者民族做一个短至几个月、长达数年的整体性调查,以获得翔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这是走进老百姓的人类学的不二法门。
走向对话和行动
而要成为应用的科学,仅仅做社区调查是不够的,人类学者还需要让老百姓作为被调查者的同时,也知晓这些整体性社区调查的发现,并能够和人类学者进行平等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人类学家让自己,也让对话者可以更好地观察和理解自己的生活、文化意义以及社会结构。也正是这种对话,让他们得以意识到自己被看见、被尊重,从而反思和重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处境。如果有余力,人类学者还需要跟被调查者一起探讨他们所遭遇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可能是人类学者自己所处的文化带来的,也可能是被调查者不满意但又无力靠自己解决的本文化问题。人类学者需要运用自己的洞察力、想象力和行动力,也激发普通人的创造力、团结力和活力。他们一起行动,通过行动来改善社区,使老百姓在发展的滚滚洪流中守护住自己的文化尊严,提升自己的社会福祉。
这种行动人类学超出一般人类学者的想象,但是却有不少人类学者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或参与环境保护,或参与残障照护,或改善医患关系,或致力于乡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间,发展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女性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都致力于在社区中行动,并通过这种行动改变社区。这种行动人类学形成世代更替后的新的中国人类学。值得关注的是萧亮中博士的研究,他为了保护家乡云南金江的河流和两岸的沃土,研究、呼吁和连接当地的村民,毫不畏惧地投入其中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最终积劳成疾不幸去世。然而,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河流得以保护,他的工作也成为中国行动人类学的重要标志。
这样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才是费孝通、林耀华、陶云逵等一批人类学家所想要看到的中国人类学的使命。通过一代又一代走向普通人的人类学者的努力,这种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构成了人类学中国化的核心旨趣,并一直延续至今。如果人类学以走进老百姓、迈向普通人为目标,那么这样的中国人类学也不必一定要成为实体性的一级学科,它本身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倾向可以让它成为一种弥散性学科,继续以一种理论方式和研究方法弥散在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甚至哲学、文学和艺术中。它超越学科,或者说它也可以是一种超级学科(super-discipline),致力于解决中国乃至人类的问题,并以此为方向,与各学科展开对话,激活各学科的发展。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作为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后浪漫”,人类学的理想主义正扎根于这一土壤中。行动人类学需要打破专业界限,将人类学建设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反思性科学。它将以田野调查为本,和老百姓对话,并与普通人一起行动,推动社区的变革,最终回归人类学最初的使命:为人类社会发展探索方向。
作者:朱健刚(作者系南开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