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战略部署。鉴于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提出的新任务，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不完全适应、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等状况，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巩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对体制机制和机构职责进行调整和完善。方案决定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是传统社会工作向“大社会工作”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大社会工作出现的背景是什么、对现行社会工作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工作的转型发展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等等，是当下政界、学界、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就以上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新征程新使命要求扩展社会工作的传统界限

按照学界的惯常解释，社会工作是专业化福利服务，主要是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传统或经典意义的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不强调其社会治理功能，不强调服务对象的泛在性、全民性，虽然面向弱势群体的福利服务兼具社会治理功能。大社会工作当然不否认社会工作的专业化福利服务的专业特性，但更强调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理功能，其涉及的对象、领域、功能等都大大扩展了。大社会工作的出现，既是因应传统社会工作向大社会工作转变的国际新近趋势，更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要求扩展社会工作的传统界限的历史使命。

1.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治理模式的转型使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凸显

进入21世纪以来，党推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坚持依法治理，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命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范式实现了从控制性治理向包容性治理的全面转型，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有机统一了党、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社会治理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结构变化，国家和社会同时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呈现出相互嵌入、充分互动、协商共治的关系。社会治理范式转变也使社会治理的领域扩展到了社会全域，具有总体性、整体性和贯通性的新特征。随着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党发现了其独具的社会治理功能，政府通过行政化推动、行政化支持和行政化管理的手段吸纳专业社会工作，实现社会治理目标。从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一直是适应社会治理的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的。

2.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使命对社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党的二十大庄严宣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宝贵经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在团结奋斗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社会工作作为专业手段，作为促进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社会团结及增权和赋能人民的学科，将人们和组织密切结合起来，以应对生活挑战。无疑，社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专业帮手。社会工作不仅协助党和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且协助党和政府推进社会参与、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帮助党和政府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从而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3.传统的党的建设、群众工作、思政工作等领域的发展需要，使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和借鉴价值凸显

党的建设、群众工作、思政工作等，都是我党创造历史伟业卓有成效的传统经验，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传统经验也在不断优化创新，其传统优势自不待言，但其不足与缺陷也毋庸讳言。例如，理念上平等、增权、助人自助体现不足；理论上未形成系统化、学理化体系；方法手段、策略技巧上多为经验积累，专业支撑不足；理论视角上多为问题视角，就事论事、一事一议，积极的干预视角、发展视角、优势视角、可持续视角难以体现，等等。新时代新征程引领全体中国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宏伟事业，党的建设、群众工作、思政工作等传统手段都必不可少，必须善加运用，这就需要借助多门科学知识和专业，涉及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等。社会工作基于人文关怀、平等公正、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和相关理论形成的专业视角、方法和技术技巧，与相关学科、专业相比其专业优势突出，能够有效弥补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党的建设、群众工作、思政工作等在理念、方法、手段诸方面存在的不足，在新征程上能够起到显著强化党的建设、群众工作、思政工作等传统法宝之功效。

4.大社会工作的出现，因应了传统社会工作向大社会工作转变的国际趋势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和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在其2014年度大会上通过了社会工作的最新一版定义：“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也是一门促进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社会团结以及赋能和解放人民的学科。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的原则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以社会工作、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理论和本土知识为基础，社会工作将人们和组织密切结合起来，以应对生活挑战并增进福祉。”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通过平等的沟通、合作，依法对社会事务进行引导规范，以解决社会问题、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工作的最新定义强调其“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的专业理念、“以社会工作、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理论和本土知识为基础，将人们和组织密切结合起来，以应对生活挑战并增进福祉”的专业方法、“促进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社会团结以及赋能和解放人民”等专业功效，与社会治理、社会建设存在高度契合性。

二、大社会工作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转型的趋势

既然从传统社会工作向大社会工作转变有其深刻的历史、现实及学科发展等背景，具有必然性，那么，在大社会工作背景下传统社会工作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对我国社会工作下一步如何发展具有前瞻性意义。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以来这一段时间，结合该机构的部门构成、职责定位与对社会工作的基本学理、国际趋势的思考，笔者认为大社会工作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的转型将呈现以下趋势。

1.社会工作对象从弱势群体向全体人民转变

社会工作是为应对近代工业化以来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工作产生以来，主要以各类弱势群体（儿童、老人、残疾人、贫困人口、流民、乞丐、失业者、失范者等）为服务对象。这类人群今天仍然规模巨大，仍是社会工作的重点服务对象。以贫困人口为例，虽然绝对贫困在我国已经消除，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人口数以亿计，其中截至2023年9月城乡低保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口达4464.5万人。今天的发达国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工作已日益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解决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应对来自经济、社会、技术、环境变革所带来的挑战。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整合了社会治理的多元职能，以及拟订社会工作政策、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职能，实际上将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扩展到全体人民。

2.社会工作领域从社会治理局部向社会治理全局转变

从党的群众工作的角度，这个转变也可理解为社会工作从介入党的群众工作局部向介入党的群众工作全局的转变。与主要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相应，传统社会工作领域涉及老年、儿童、妇女、残疾人、医务、企业、学校、司法矫正、戒毒、流动人口、反贫困及社区福利服务等各个领域，其中社区福利服务又是重中之重。上述各个领域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或领域，但与社会治理的全局相比，前者显然是有限的局部，尽管这个局部非常特殊且十分重要。中央社会工作部将群众信访、基层治理、行业协会商会党建、“三新”组织党建等职能纳入，加上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统筹全国社会工作事业，事实上实现了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从社会治理局部向社会治理全局的全面覆盖。需要指出，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群众工作主要是专业介入，社会治理、群众工作还涉及其他专业、非专业的介入，专业之间也是存在边界的。党的群众工作就包含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服务群众等内容，与社会工作的交叉、契合明显，但群众工作突出政治性，社会工作突出专业性。

3.社会工作功能从强调福利服务向福利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双重角色或复合角色转变

笔者在主编的《社会工作概论》中将社会工作的功能概括为复原（解决问题）、配置资源、预防、发展及稳定社会的功能等。虽然理论上讲社会工作具有多元（复合）功能，但一般更强调和突出社会工作的解决问题、配置资源（福利）功能，而忽略了社会工作的多元（复合）功能，特别是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理功能。实际上，从政权建设的需要而言，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理功能更为当政者所关注和强调。只是社会工作实现治理的方法手段比较特殊，王思斌教授称之为“服务型治理”。与“管理（制）型治理”相比，“服务型治理”更为有效，因而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4.社会工作学科（专业）地位从边缘学科（专业）向主流学科（专业）转变

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其学科（专业）地位一直处于依附、弱势地位。从学科层面看，社会工作学科依附社会学、公共管理、法学或马克思主义，一直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从专业层面看，纵观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其所呈现出的嵌入性发展路径的成因，一方面是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受制于政府行政体系的资源和框架；另一方面是专业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可度不高，面临合法性困境。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路径使其在政社互动中由专业合理性现实转化为合法性建构，从而获得了相对独立和稳定的运转空间。国家也通过制度赋能实现专业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建构，推动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大社会工作的形成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重视和接纳，在中央层面将形成一套系统地推进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这一体制机制突出强调了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理功能，有利于提升社会工作在学科体系及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有利于统筹协调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不同领域中的配置，保障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优势，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大社会工作通过设立职能机构，出台社会工作政策，实践社会工作话语以及吸纳专业社会工作的方式，为专业社会工作提供体制支持和合法性保障，对专业社会工作强赋能。

5.社会工作供给从单一主体向多元协同转变

获取足够的服务资源（资金）对专业社会工作发展至关重要。在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中，服务资源供给主要是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主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和项目式运作的模式。由于社会工作一直以来的边缘学科（专业）地位，服务对象的弱势群体定位与服务领域的偏福利性质，决定了其资源（资金）的单一性和局限性，多元化治理、多主体供给的局面未能真正形成。大社会工作通过职责集中和机构整合形成系统性的科学治理体系，是整体性治理理念的体现。大社会工作服务对象、领域、功能等的扩大，将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丰富服务资源供给，不仅政府的资源供给大大增加，社会工作介入信访工作、基层治理、党建工作、企业工作、社会组织工作，社会工作的资源渠道必将大大增加，真正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资源供给机制。大社会工作有利于社会工作更集中、整合高效地利用好服务资源。

6.社会工作学科从外来学科向本土（化）学科转变

社会工作是一个外来学科，其本土化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但至今不尽如人意。“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大社会工作的出现，为建构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社会工作涉及的治理领域不少是本土性的，如信访、党建、基层治理，这些传统社会工作罕有涉及或不涉及；涉及的治理方法更多是本土性的，如社会动员、群众工作、思政工作，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方法创新的源泉。当然，社会工作的传统领域及方法，本土也有其独特的实践和经验。抓住契机，加快构建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推动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工作自立于社会工作国际大家庭的需要。

三、大社会工作背景下社会工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1.对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性的挑战

社会工作通过专业价值伦理、理论和方法以及服务的有效性确立自身的边界，维持专业身份。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得益于党和政府的有力支持，以及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推动，并不断受到社会工作实践效果的影响。我国学者在厘清专业社会工作的边界时，主要将行政体系中部分承担社会工作功能的服务和制度实践视为一种“非专业的”社会工作，同专业社会工作进行区分。在上述分类框架下，行政性（本土）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区分主要在于“专业”和“非专业”的分野，专业社会工作采取了嵌入行政性（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专业社会工作主要通过工作者恪守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政府让渡和拓展服务空间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培训，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专业自主性。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本土）社会工作呈现的是两个主体并列的关系，专业社会工作的边界和身份得以建构。大社会工作的出现对专业社会工作维护自身边界、建构专业身份提出了新的挑战。大社会工作为专业社会工作提供了新的体制环境和实践空间，然而其更关注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理功能，如何协调专业社会工作与大社会工作的关系并维持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主性是一个难题。社会工作介入参与广义社会治理不能以牺牲、稀释社会工作专业性，使之成为“万金油”式专业为代价。

2.对社会工作专业能力的挑战

提供有效的服务、发挥专业功能是专业社会工作的立身之本。社会工作恢复重建30多年来，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一直努力探索专业能力建设路径，在发展初期主要通过借鉴国际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发展经验构建专业能力框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立足本土实践经验，通过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命题发展专业能力。社会工作在参与民生建设、基层治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老年人、“三留守”人员、残疾人和困境儿童服务，以及精神健康服务、灾害应对及疫情防控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彰显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但我国社会工作在参与民生建设、社会治理中也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专业知识与本土经验结合起来发挥专业优势的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大社会工作对专业社会工作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挑战。专业社会工作虽然已经参与了特定领域群众工作、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工作等，但是参与广度、力度和深度还不够；专业社会工作更较少参与人民信访、人民意见征集工作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建、“两企三新”党建等与党的社会工作部相关的工作。实践领域的拓展、治理功能的强调等必然要求专业社会工作不断扩展专业能力，形成与新的实践领域相适应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具备承担新实践领域工作的胜任力，以脚踏实地的专业服务获得空间，以工作效果赢得国家和社会的承认。

3.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挑战

对本土化专业能力建设的新要求必然对现行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制）构成挑战。专业社会工作立足于专业实践，强调服务的专业效能，离不开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培养。社会工作恢复以来，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培养本土化社工人才。首先便是通过高校专业教育进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社会工作者，成为专业社会工作快速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培养社会工作本（专）科人才的高校400所左右，培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高校200所左右。此外，我国也通过社会化培训途径培养了一大批本土化社工。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社工人才队伍规模已达160万人，其中持证社工93万余人。按照民政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要达到200万人。大社会工作下，两种人才建设路径都面临新的挑战，高校培养路径面临新本土化的挑战，社会化培训路径面临新专业化的挑战，新形势下两种人才建设路径都提出了基于大社会工作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课题。大社会工作下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挑战还表现在，不仅需要大量培养复合型社工专业人才，还要培养既懂社工、又熟悉相关领域工作的专精型社工人才，这方面工作本来就没做好，新形势下，又面临新的任务（领域扩大），这是新的挑战。

4.对社会工作管理协调机制的挑战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规定了中央社会工作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今年2月22日在京举行的全国社会工作部部长、信访局局长座谈会强调：2024年，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将聚焦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促进社会工作高效统筹协调，有效整合社会工作力量，不断提高社会工作整体效能，努力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上实际强调的是基于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能，加强党的社会工作的统筹协调、提高整体社会工作效能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充实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配备社会工作专门人员，完善社会工作岗位设置，通过多种渠道吸纳社会工作人才，提高专业化社会服务水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这为我国社会工作事业向“大”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但问题是，社会工作参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绝大多数领域，如中央社会工作部职责范围的绝大多数领域，目前还不畅通，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可以依循。

5.对社会工作激励保障机制的挑战

新征程要求扩展社会工作的传统界限、推进社会工作从“小”向“大”转型，提高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整体效能，实现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赋予社会工作的新使命要通过千千万万社会工作者来履行。但现行社会工作激励保障机制尚存在诸多不足、缺陷，不利于充分发挥广大社会工作者的积极性。第一，社会工作者的岗位设置还不清晰、不到位，中央社会工作部职责范围的大多数领域还未设置社工岗位，更没有明确的准入门槛，导致社工的专业身份难以确立，由专业身份确立而带来的职业荣誉感难以生成。第二，社会工作者的薪酬福利水平还未对从业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和满足感。目前社会工作的从业者主要在民间机构、社区等体制外、基层工作，进入体制的社会工作者还很有限，社会工作又属于公益性、非营利服务，专业属性不容许走市场化路线，最多只能走社会企业路线。这样一来，社会工作的经费来源主要就限定在政府购买服务、社会捐赠、公益创投等有限的途径，而政府购买所占比例较大。但政府购买受财力限制，又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其额度有限而且常有波动。因此，社会工作者的薪酬福利水平常常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下。第三，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流动（升迁）制度未能有效建立起来。目前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评价制度，有初级、中级、高级的划分，但只是职业资格的区分，大多不与工资福利挂钩。以上种种不足问题，势必对社会工作从业者的职业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

6.对社会工作国际化的挑战

中国社会工作的理念、模式、实务方法等大多从西方学习而来。在运用这些既定架构的过程中，面临着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的差异及服务对象的不同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涉及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国际化议题的讨论。社会工作在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能够实现交流沟通的基础在于人类社会服务发展具有共通性，存在一般规律。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实践，并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各国现代化进程中解决社会服务问题的共同需要使社会工作成为一门被普遍认可的社会科学学科（专业），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实务模式、话语体系等形成了国际承认的一套规范化、标准化架构。但不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不同的社会基础，其结果也是有差异的。这就要求社会工作必须适应不同社会的不同需要，既要解决不同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共同问题，又要面对各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不同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国际通行的社会工作在关注弱势群体、强调助人自助、专业方法赋能、预防解决问题上存在共识，突出福利性、专业（方法）性、有效性。我国基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重视社会工作上述经典（传统）特性的同时，强调社会工作还应具有政治性、治理性、全民性。基于国情和发展需要而建构和发展的中国社会工作如何与国际对接交流，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因应新征程新使命构建社会工作新发展格局

1.基于社会工作本质定位社会工作与大社会工作的关系

社会工作究其本质是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利他性、专业性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民间慈善服务，从它的起源看显然具有福利性质。它后来被纳入政府制度化发展、体制化推进的进程以来，虽然其服务对象、领域、方法、成效等未发生实质变化，但显然已经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专业工具了，尽管它仍具有福利性质。至于当今按照社会工作全球最新定义，它实际上已被承认作为一门社会治理的学科（专业）了。

当下出现的大社会工作非常类似前些年有的学者所称的“党的社会工作”。党的社会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基层社会建设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有机结合。它具有鲜明的党性、群众性和社会性，又体现了科学性、专业性和职业化的要求。党的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在知识基础、服务宗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法等方面存在共同性或类似性，但前者具有鲜明的党性，既受国家法律法规约束，又受党内法规的约束，运用党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党的社会工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重视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党员开展工作，强调群众工作向社会领域的全覆盖（群众性）等。

将社会工作的本质视为社会治理的学科（专业），并根据上述对社会工作与党的社会工作关系的梳理，社会工作与大社会工作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在笔者看来，社会工作与大社会工作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社会工作的传统对象与服务领域，即困难群体与福利服务。这是大社会工作服务涉及的基础（特殊）对象和领域，中央社会工作部主要起统筹协调角色，具体由政府各个部门执行，社会工作是相关对象、领域服务的主要专业。第二个层次，普通对象与服务领域，尤其是社会领域。这是大社会工作直接领导统筹的领域，涉及信访社会工作、党建社会工作、基层治理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社会工作与其他专业、职业一起在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下开展服务工作，社会工作是其中的骨干专业、职业之一。其他专业、职业虽不属于社工岗位，但（最好）具备社会工作基础知识、技能，作为其综合素质（能力）的组成部分；相应地，以社工作为本职岗位的也要具备相关专业（职业）的综合素质（能力）。第三个层次，广义对象与服务领域。中央社会工作部主管业务范围之外的对象与领域的服务工作，如广义的党建工作、群众工作、思政工作、民生保障服务，社会工作当然可以从中设置岗位发挥专业优势，而更经常的是将其作为相关从业人员必备的综合性素质之一，形成准入和推进工作的考核标准，也就是将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管理者综合素质（能力）的组成部分。

2.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

恢复重建初期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具有“教育先行”的显著特征，而后逐步走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互相促进的过程。这样的发展路径与其他学科（专业）类似，是所有移植性学科（专业）发展的共同特征。这与科学知识建构的一般路径显然不同。作为起源地的发达国家的专业社会工作产生于工业化引发的社会服务需求及实践，社会服务实践的发展和新的社会需求催生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和初期发展，并非来自社会服务的直接要求，而是政府（民政、教育等）部门基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相关领域从业人员专业化的现实需要而推动的。

社会工作教育先行于社会服务实践，对本土社会服务的理念、方法、模式乃至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外来的学科（专业）进入本土实践难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经历了普遍移植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为主阶段、选择性移植西方专业社会工作阶段和自主探索阶段，本土经验和制度环境在专业社会工作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大社会工作为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提供了新的体制环境、实践领域、实践要求，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对象、领域、功能、地位、实务模式、成效评估等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专业社会工作势必需要经历与大社会工作相调适的过程。这一过程亦即有的学者所称的“新本土化”，即专业社会工作在初步本土化的基础上，适应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和民生发展新要求，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推进本土化。

以大社会工作作为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新契机，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是核心议题。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要强化文化（历史、传统）自觉、价值（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方法自觉（本土方法的提炼）、制度（体制）自觉、实践自觉等，提升主体性。这是必须做的，否则何谈“自主性”。但与此同时，社会工作的开放性也是必须坚持的，否则何谈“国际性”。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专业社会工作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满足中国现实社会服务需要为立足点，开发本土传统资源，借鉴国际优秀成果，整合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

3.推动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的互构

有学者指出，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嵌入性发展”。其可能的理论预设是本土社会工作是非专业的，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是专业社会工作逐步取代、融合本土社会工作的过程。“嵌入性发展”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初期的实际，随后的发展呈现出“协同性发展”的特点。“协同性发展”注重专业社会工作和本土社会工作之间彼此平等、互相承认、优势互补的协同关系。

实际上，“协同性发展”“融合性发展”尚难以准确界定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的关系及发展趋势。立足中国实际，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势更可能是“互构性发展”，即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彼此平等、互相承认、优势互补、整合创新，在此基础上成就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不与本土互构的社会工作及不与专业互构的社会服务都是难以发挥实际成效的，因而都是专业性不足的。立足大社会工作需要和可能，推进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的互构性发展是当务之急。专业社会工作提供本土社会工作欠缺的专业理念、理论、方法、实务模式，本土社会工作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欠缺的文化传统、草根方法、问题解决路径。就后者而言，中央社会工作部职责范围的党建、基层治理、信访、企业等各个领域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本土经验，如社会动员、群众路线、人民调解、联防联控等，分布于政府各部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的本土社会服务，也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传统和经验，专业社会工作要加强与本土社会工作的互构，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在地（地域）化、在群（人群）化、在域（领域、社区）化。外来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经由互构而建构的专业性，是适应中国现代化新征程需要的专业性，其实务成效是可预期的。

推动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的互构性发展，意在突出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的平等性、互补性，是客观承认专业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是具体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战略部署、推进大社会工作的现实需要。

4.以社会工作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为抓手

专业社会工作以科学有效的服务实践作为立身之本，在助人自助、社区发展和社会组织建设上具有专业优势。大社会工作要求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新的实践领域，发挥专业优势。但是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尚缺乏介入新实践领域足够的能力。专业社会工作面向大社会工作的能力建设，特别是面向参与党建工作、基层治理和人民信访工作的专业能力建设是当务之急。

大社会工作下，专业社会工作的能力建设首先需要发展适用于新实践的理论和方法。目前，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在参与党建工作、基层治理和人民信访工作、民间纠纷调解领域产生了一些本土实践经验，如“枫桥经验”。在本土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本土化的介入理论和方法，有待专业社会工作共同体的进一步努力。其次，专业社会工作需要在新实践领域中发展新角色。例如，专业社会工作在乡镇和社区治理中通过扮演协同整合的角色，成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联结点或枢纽，能够有效促进多元协商治理。再次，专业社会工作应当具有整体性思维，将专业服务实践与大社会工作中的其他领域相连接，回应新时代的社会需要。大社会工作整合了党针对社会领域工作的体系，具有更强的系统性。专业社会工作只有积极连接不同领域，回应新的社会需求，才能不断焕发活力。最后，专业社会工作需要提高专业教育水平，促进专业能力建设。从我国恢复重建专业社会工作之初，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培训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对于专业本身而言，一方面能有效促进专业化，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脱离、阻碍或者扭曲专业化而导致专业下行。这就要求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不断吸收实践经验，不断更新专业教育体系，才能更好地培养专业社会工作人才。

大社会工作背景下，社会工作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要走科班培养与社会培养相结合、全科培养与专科培养相结合的道路。“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大社会工作的现实需要，仅仅依靠科班培养显然是不够的，尽管这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更多的社工专业人才培养要走社会培养的道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全科培养也是大社会工作的需要，如党建工作、群众工作、基层治理这些面向全体人民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全科社会工作人才，但专科社工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社会工作涉及的党建、基层治理、信访、企业及社会组织工作等领域，需要既懂社会工作又懂相关领域实务的交叉型、复合型人才，高校及社会培训机构要在已有培养方向的基础上，将党建社会工作、基层治理社会工作、信访社会工作、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增列为本科以上，特别是专硕、专博的培养方向。

5.发挥党的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大社会工作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转型必须回答好党社关系即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协调角色的新命题。我国社会工作是在党的统一领导和政府的直接支持下恢复重建并实现繁荣发展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对新征程我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在大社会工作背景下，中央社会工作部是发挥党的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的主体责任部门。一方面要统筹规划好其所属部门内社会工作的发展，包括党建社会工作、基层治理社会工作、信访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等，涉及专业岗位（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工资福利、激励保障和一般工作人员社会工作通用能力培训等；另一方面要指导协调好非中央社会工作部所辖部门但属于其职责范围的由政府、群团、社会组织主管的社会工作的发展，这方面涉及的范围、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几十个政府部委、群团、社会组织等领域的社会工作。发挥中央社会工作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可以将其职责中“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抓手。但“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职能系从中组部、民政部转隶而来，原先属于小（专业）社会工作。大社会工作背景下，“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内涵、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应基于上述变化尽快协调好“小”与“大”的关系、向“大”过渡，加快管理协调体制机制的构建。除此之外，党的部门负责统筹引领，政府部门负责落实，怎么推进政府部门落实（有主责部门还是分散在各个部门具体落实），也是迫切需要解答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