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马克思的朋友圈”-社区文化网

看到《马克思的朋友圈》的第一眼，我就被书名吸引住了。在马克思主义读物中，有很多成果帮助人们了解马克思，但是还真的没有一本书，从马克思的朋友圈的角度，帮助我们了解马克思。书中把马克思身边的朋友分为“置顶好友”“思想伙伴”“战友学生”“理论对手”几大类加以表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如果说人生在世都需要朋友的话，伟人就需要更多的朋友。因为伟人干的是伟大事业，必然有更多、更能干的朋友。1915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就向长沙各学校发出征友启事：“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后来在革命大潮中形成了：“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马克思朋友圈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这一友谊占据“置顶好友”的位置。马克思在致匈牙利革命家贝尔塔兰·瑟美列的信中写道：“恩格斯，您应当把他看作是我的第二个‘我’。”1884年10月，恩格斯在致老朋友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写道：“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他们二人密切合作，创作了体现成熟科学世界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渗透了他们两个人的智慧和汗水。19世纪60年代末，恩格斯还专门立下遗嘱：如果自己先于马克思逝世，马克思将是他全部财产的唯一继承人。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说：“他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或是学问，都是不分彼此的。”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世界上出版的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大都有“无双的友谊”章节，专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友谊。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真诚朴实、重情重义，为人类的高尚友谊树立了光辉榜样。

“思想伙伴”，是围绕“马克思朋友圈”核心的第一层朋友群。他们大都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激发者、推动者、支持者和参与引导者。这一层朋友中，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威廉·沃尔弗。马克思写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扉页上的“献辞”就是：“献给我的难以忘怀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威廉·沃尔弗。”威廉·沃尔弗曾参加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并代替马克思出席代表大会。在长期复杂的思想政治斗争中，他一贯站在马克思恩格斯一边。他在55岁去世前半年，立下遗嘱，将自己一生省吃俭用积攒的钱财和继承父辈的财产共约1000英镑，分别留给曼彻斯特的席勒协会、恩格斯、博尔夏特和马克思，其中600多英镑财产、书籍和其他财产全部留给马克思，极大减缓了马克思的经济压力，使他能够继续投身《资本论》的写作。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亨利希·海涅是马克思流亡巴黎时的好友和灵魂伙伴。海涅写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扬。1844年初，马克思将海涅的新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与自己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并列发表在《德法年鉴》上，两篇文章具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后者能折射出海涅思想的影子。1845年2月1日，马克思在不得不离开巴黎、离开海涅时，致信海涅：“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老先生在马克思心目中是良师益友，特别受到尊重。马克思从少年时期就受到威斯特华伦先生的长期熏陶和指导，由此在文学、语言、历史、哲学等方面，在对社会进步和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深刻了解方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开创性地走向科学世界观的道路上，从来也没有忘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作出的贡献，从来也没有忘记莫泽斯·赫斯推动共产主义传播和参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社会贡献中，存在着这些思想伙伴的功绩。

“战友和学生”是围绕核心的第二层朋友群。这是一个人数相对较多的朋友群。其中包括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白拉克、库格曼、魏德迈、狄慈根、琼斯、肖莱马、斐迪南·沃尔弗、哈尼、左尔格、梅林、穆尔、拉法格等人。他们团结在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周围，接受指导、砥砺前行，开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境界。他们大都是德、英、法、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者和理论家。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白拉克不仅是马克思家里的常客，而且与马克思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有着直接关系；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方面的新贡献，就是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件中系统表达出来的，魏德迈也是为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直接与出版商打交道的人，后来又是在美国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的先行者；库格曼不仅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出版、传播中起了突出的作用，而且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许多重要信件，也是直接写给库格曼的。

在属于马克思朋友圈的最外层，还有由一时的同路人变成理论对手，甚至是敌人的人物。法国的蒲鲁东，曾有过与马克思秉烛夜谈的友情，但是当他谢绝加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在工人运动中大肆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平药方”的时候，二人就变成了理论对手；柏林大学青年黑格尔派杰出领头人布鲁诺·鲍威尔，也曾与马克思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但是随着二人思想政治上的分野，而分道扬镳；拉萨尔自称“马克思的学生”，但他主张利用普鲁士国家达到社会主义的说教，以及后来秘密投靠俾斯麦的背叛行为，令马克思感到无法容忍，与之绝交，以致在拉萨尔死去11年之后，马克思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清除其不良影响；巴枯宁也曾因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文章与马克思坐在一起，甚至十几年后“变得比以前更讨人喜欢”，但是当巴枯宁鼓吹“消灭一切国家”“以纯粹经济斗争”代替第一国际阶级斗争的纲领、同时施展阴谋诡计企图分裂第一国际时，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巴枯宁及其同盟者开除出第一国际。道理很简单，“道不同，不相为谋”。做朋友只有理想信念一致、志同道合，才能做得长远。（作者：刘书林，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