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燕云在望：“永久黄”西迁往事 1937—1952》，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自己还在一张“网”中，像只茫然的蜘蛛。虽然写“序”无非是讲讲书的缘起和经历，却感到这张“网”铺得太大，千头万绪，竟不知如何说起。

　　这是一次比较特殊的写作，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在材料的准备上就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而且个人际遇也左右其间，创作时断时续，确实是一件让人感慨的事情。说实话，我从不坚信自己能把它写出来，这本来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所以我无数次地犹豫过，想停下来去做其他事。就像面对一座大山，艰难的跋涉让人畏惧和退缩。但是这部书终于还是写完了，如同登临山顶，其间所经历的一切也就可以隐于书后了。

　　很多人对“永久黄”这个称呼并不熟悉，它其实是民国时期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简称。1924年投产的永利是中国第一家纯碱厂，1914年创办的久大是中国第一家精盐厂，1922年成立的黄海社是中国第一个化学工业研究机构，这三个“第一”不仅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标志，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吾国惟一化学命脉”。

　　“永久黄”是由实业家范旭东先生创办的，这个人堪称中国工业史上的传奇。就是在他的带领下，“永久黄”奠定了中国化学工业发展的基础。其艰难的历程和辉煌的成就，足以写成一部大书，《燕云在望：“永久黄”西迁往事1937—1952》所反映的便是其中最为重要却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最初吸引我的就是这点，但写作的甘苦伴随了追寻这段特殊历史的全程，种种曲折注定了这是一次艰难的写作。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永久黄”决定西迁入川。从此筚路蓝缕，开荒辟地，艰苦创业。经过多年的奋斗，一个崭新的工业中心出现在世人眼中，这就是由范旭东亲自命名的复兴基地“新塘沽”。但遗憾的是，这一段历史却沉没于岁月长河中，近乎声销迹灭。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仓促西迁，又慌乱东还，接着是大时代翻天覆地的改变，人事在历史狂潮中沉浮，很多人物踪迹难觅，遑论细枝末节。

　　针对“永久黄”历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连的陈歆文先生是其中最突出者。他曾是《纯碱工业》杂志的主编，也是《中国化工史》写作班底成员之一。但是，陈歆文先生的著述中也有遗憾之处，就是对战争时期的“永久黄”研究相对较弱。我在2007年前后与他有过联系，他也直言，由于地域之隔，再加上相关史料极为稀缺，导致了他在这块的书写上稍显单薄。但他把一些史料来源告诉了我，其中一部分成了我后来重要的参考文献。

　　在公开的档案资源中，不得不说的是2009年出版的《“永久黄”团体档案汇编》，它给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我也从中获益匪浅。这套书由南开大学赵津教授领衔主编。但是，这套书中所收录的“永久黄”西迁时期的档案也是寥寥，还有不少空白有待弥补。

　　史料的捉襟见肘是我面临的最大难题。事实上，因为史料严重不足，又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我的写作难以推进，数度陷入困顿之中。但这是一段不能缺失的历史，也是一段必须找回的历史。“永久黄”的价值太大了，一己之力固然微弱，但放弃了肯定后悔。我一直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值得称道的群体中，教育要讲西南联大，文化传承要讲李庄，而在科技和实业这块就一定要讲“新塘沽”。寻觅这段历史的机缘确实是值得且应该等待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把重心放在乐山五通桥，“永久黄”的西迁历程始终是与这座川南小城联系在一起的。1938年，“永久黄”在五通桥道士观购地千亩建设“新塘沽”，因为有了这块复兴之地，才有了壮怀激烈的“燕云在望”。抗日战争胜利后，一部分人陆续东还，川厂的大量设备也被拆运到了南京的永利铔厂，援助其恢复生产，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新塘沽”在艰苦环境中所积聚的，正是“永久黄”能够延续发展的物质和精神能量。当时仍然有不少技术人员、工友及其家眷留在了当地，黄海社的科学家方心芳是在1951年才从五通桥去的北京，他是最后走的一批人之一。也就是说，“永久黄”在四川的时间长达13年。后来去支援四川化工厂建设的许滕八、鲁波等人，最后干脆就留在了那里，安家落户。在如此艰苦且漫长的时间里，“永久黄”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为中国化工事业保存了火种，留下了技术和人才。就战争中的非凡经历和成就而言，“永久黄”值得被讲述、被记住。

　　那么，故事的发生地“新塘沽”也就成了寻找这段历史的关键所在。我相信“永久黄”的历史就藏在那一片带着盐卤气息的土壤之中。在研究“永久黄”历史方面，我的优势就是对五通桥的熟悉——它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我也曾以它的盐业史写过《花盐》等作品，所以我对“永久黄”的西迁落址选择有一些认识。可以说正是历史地理的交汇，才促成了中国企业史上一次悲壮而影响深远的西迁。在写作过程中，家乡父老也给了我无私的帮助，提供了不少方便，这是其他研究者很难具备的条件。我先后在乐山市五通桥区档案馆、乐山市档案馆、犍为县档案馆、原五通桥盐厂档案室、原东风电机厂（永利川厂原址所在地）档案室等处查阅，史料搜集得以进入纵深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档案馆里的史料大大丰富和重塑了我的历史认识，这是任何书籍都无法替代的。同时，我也展开了对见证者的口述史记录，踏访旧址，寻找故人，十多年下来累积愈丰。

　　在这个过程中，值得一说的是漫画家方成先生。2009年我在北京见到方先生的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是我见到的年龄最大的亲历者，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对过去的经历还记忆犹新。方成将一本速写册和一段恋情献给了他待了4年的小城，也为我提供了一个鲜活生命的历史在场记录。

　　“永久黄”创办的《海王》旬刊也需一说。《海王》创办于1928年，排印精美，内容丰富，企业的重大新闻、各类信息、生活琐事等均有刊载。进入战争年代后，办刊殊为不易，在印制和通信条件都严重落后于天津办刊时期的情况下，《海王》仍然坚持出版，难能可贵，也为我的作品注入了大量鲜活的细节。从1939年到1946年，《海王》在乐山办刊的7年中，每年正常出刊36期，但是保存下来的极少，坊间难觅，我曾多年寻之而不得。幸运的是，在天津的吕健和王晓亮两位先生的帮助下，我查阅到了大量的《海王》杂志。一扇紧锁之窗得以打开，遥遥写作之旅仿佛又进了一程。

　　2023年4月，我去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史料，顺道又去了位于卸甲甸的永利铔厂旧址，实地感受当年“永久黄”创业初期的场景。至此，在材料的准备上就感觉基本到位了。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也终于等到了收官时刻的来临。本书从搜集史料到写作完成是一段漫长的时光，也是一个不断发现、整理、认识、融汇的过程，所涉人物之繁、线索之散、细节之碎都超过了我之前写的任何一本书。为了这本书我不敢说是呕心沥血，但也真的是从青丝熬到了白发。

　　《燕云在望：“永久黄”西迁往事1937—1952》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延续了我追求朴素、简洁、准确的叙事风格。本书体量达30万字之巨，一气读完不易，且在阅读过程中可能因史料过多或不事渲染而感到沉闷和压抑，也许正与那个时代的气息相近，我们不妨有一点儿容忍——史实要比讲述更重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书中所引部分民国时期文献中有个别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词汇或表述，如“念九日”“霉雨期”“要不比”等。本着遵从文献原貌、保留时代特征的原则，不做修订处理。另外，写作者的诚实和良知可以赋予文本以美德，也许这样才能去呈现一个可信的历史面貌，这是我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龚静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