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北宋苏轼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星。苏轼才华盖世，诗词文赋书画无一不佳，堪称古今难得一见的全才。在文学史上，他尤以豪放捭阖的气象一改宋词难登大雅的格局，别开生面地以诗化宋词的方式使之接续载道传统。而苏轼诗词中透露的对生命的理悟，更使之在思想史上占得一席。观其一生，苏轼宦海几度沉浮，命运跌宕不平。每遇蹇困，他又总能超然应对。这种超然因深深扎根人世，透着对人情与事理的洞明而有别于释道的“出世”。在苏轼身上，“现世性与超越性水乳交融”（王水照《苏轼研究》）。可以说，苏轼光耀古今的人格魅力，恰恰因其于在世用事的磋磨和历练中不断叩问人生根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生命理悟：人生有涯，能否在无限的时间长河中留下印记？世事无常，立乎天地间的人又当何去何从？

有限与无限

  儒家追求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正是基于对人的有限性的洞察辟出的三条通达“无限”的道路。自幼饱读诗书，深受传统文化滋濡的苏轼，早年便展露高远志向：“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这种志向并非无根无本，而是带着浓郁的历史厚重感。父亲苏洵游学四方，苏轼自小由母亲程氏开蒙教养。程氏出身名门，注重蒙以养正，常以传统经史典籍为范本，“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厉之”（司马光《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天资过人的苏轼幼时便能“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东坡先生墓志铭》）。连素来对苏轼颇有微词的朱子都不得不称叹苏轼身上的“阅古今之气”（朱熹《跋张以道家藏东坡枯木怪石》）。

  早年立志“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苏轼，初登科场便赶上主考欧阳修力图改革文弊，二十出头凭出色的才华进士及第，可谓一时风光无两。初入仕途，天纵之才苏轼志得意满，力图一展抱负，但很快受挫。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苏轼被外放杭州任通判，后又因无端卷入“乌台诗案”，锒铛入狱。苏轼虽得以全身而退，经此一难，却让他认清政治的限度。怀揣着复杂的心情和生命感觉，苏轼开启了与权力中心若即若离的一生及其对生命的纵深思考。

  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多次游览赤壁矶，以此为题留下数首传颂不衰的词赋。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他就在对历史人物看似云淡风轻的品评中表露了对凭事功达致不朽的怀疑。词中以“雄姿英发”的“周郎”与“早生华发”的“我”作比，显得在慨叹壮志未酬。但整首词起笔走势奠定了一种宏阔的历史视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气势磅礴中透着一股历史的苍凉感。一旦把人置于绵延千载的历史长河中，个体——无论功成名就的周瑜还是抱负难展的“我”，都不过大浪淘沙，成败又何足道？人生不过“梦”一场。比之无限的“江月”，有限的个体皆世间过客耳。因此，个人荣辱得失又有何看不开的呢？

  词中苏轼以一种开阔的历史观堪破世间荣辱沉浮并非悲观，而是以对人的根本限度的洞见消解了心中幽微的不得志。刘熙载认为，“东坡词颇似老杜诗”（《艺概》）。与同样感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孟浩然相比（《与诸子登岘山》），苏轼少了些怀古伤今却多了几分清明通达。这种通达感更显见于《八声甘州·寄参蓼子》。“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在几经沉浮的苏轼眼里，祸福际遇就像眼前这钱塘江“潮水”的来去，无限周而复始。既然人世如潮水，我当无喜亦无惧：“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这种宠辱不惊、随遇而安的思想资源显然在别处。

究天人之际

  苏轼与生俱来的超强统摄力，使他博取儒道佛，融会贯通，造就其通达古今，融“天地、宇宙一身”的气象（叶嘉莹《古诗词课》）。儒家和庄子对其人格的塑造影响深远，构成了苏轼进退的底色。苏轼自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前文“白首忘机”便反用了《庄子·天地篇》：“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如果说苏轼通过感悟人生限度获得了一种明达，那么他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则达致了一种透彻的生命理悟。

  苏轼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始于早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诗集》卷三）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写于苏轼往凤翔赴任途中，起势由设问敞开天人关系。苏轼初入仕途就敏锐地感受到个人际遇的不定感，头两句抒发了人生在世的无常和无寄感。雪泥鸿爪的意象给人一种个体的无奈：个人无论多么超拔卓然，终究过于渺小，注定无法在浩瀚的时空中留痕。但诗人笔锋一转，很快从这种遗憾中抽离：“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虽透着命运偶在的身不由己，但有别于浮萍寄世的随波逐流，生命的“偶然”无论有多无定，飞鸿对于“应”留下什么笃定不移。纵使痕迹终将随雪化湮灭，翩然离场的惊鸿一瞥表明这已不复重要。

  在《赤壁赋》中，苏轼更明显地将人置于宇宙中，通过辩证看待世间万物的有限与无限、变易与恒常，洞达人的生命本质。于广袤无边的天地而言，人生一世，不过朝生暮死，宛若“蜉蝣”寄身“于天地”，微渺如“沧海之一粟”。但他随后跳脱人的本体尺度，借助一种宇宙大观重新审视天人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个体生命的确不断逝去，但人类的生命却在代代相传的绵延中获得了一种永恒；月象纵有盈亏，月相却无增无损。通过把人的视野贯注于“其不变者”，引人关注万物恒定的一面，并进而把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宇宙融为一体，苏轼以一种“放眼量”的气度辩证看待世间万物的变化与恒常。这种视角的进退转换并非纯主观呈相，而是有其客观本体依据，不失为一种体悟万物之本后获得的通透生命感觉。这种理悟与生命感觉，成了苏轼历经大小震荡时退守内在的根据。

退守内在

  王国维《人间词话》谓“东坡之词旷”，所指大抵是苏轼失意时的旷达。苏轼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总能回归内心的持守。

  苏轼深知自己的秉性：“危言危行，独立不回”（《杭州召还乞郡状》）。无论为官为学，苏轼都有其不为外物而改其精神持守的处世之道。“拣尽寒枝”的“孤鸿”苦闷寂寥，知音渺渺，内心却是坦然而笃定的。但人心的追求得不到满足时必然痛苦，唯有超越（朱刚《苏轼十讲》）。超越之道既然不在乎外，唯有求诸于己。“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邵雍《乾坤吟》）。通过退回内在，参悟自然与人生之道，思索世界和人生的本真，苏轼获得一种浑融的达观。这种达观与其说是林语堂所谓的“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毋宁说是一种洞明天道与人道幽微的豁达：“妙万物以达观”（陆云《愁霖赋》）。

  在苏轼看来，自然万物中最类乎道者，非水莫属。“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东坡易传》）。人取法自然，人道法乎天道。水无常形，变化万千，随境而异却不改其性。在对水的体认上，苏轼同样看到了一种辩证关系：水呈万象，看似最无恒久定性，却因此固守最恒定的道：“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伤……”这点尤令苏轼称羡（《东坡易传》）。一生颠沛的苏轼，从“遇物无伤”的水中发现的生命之道，也从中汲取了他在人生起伏的摇摆中不断回正的定力。

  或许，我们由此能更好地理解苏轼听到“此心安处是吾乡”。面对外在境遇，个体无从把握。效法“水”与之交融一体，平顺地回归内心的安宁，随遇而安，才能“无伤”。因此，在苏轼的诗词中，我们往往能看到他以敏锐的直觉和深刻的体悟化解个人遭际。“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这种定力也令苏轼在对人生与宇宙的感悟中走出一条全新的超越之路。苏轼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认清人的限度的同时坚守内心之道，并由此获得在世用事应对变数的定力。也正因此，纵然他常发“人生如梦”的抒慨，面对人生而有涯的根本限度，苏轼总是选择精神上的永恒追索。由此使得这种瞬间的虚幻感很快排解，而不至于否弃此世的意义而遁入虚无和虚空。苏轼从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中看到了一种比求肉身长生更接近恒久的希望：“明年采药天台去，更欲题诗满浙东”（《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人生有涯，岁月无边。只要后世还有人品读他的文字，能从他的作品中获得共鸣，个体就有望突破生命的自然限度，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不朽。

  对人生与自然天道奥义的体悟，寄寓了苏轼对人立于天地之间的“道”的困惑与思索。正是这种充满辩证的思考令他获得了对人生价值的深刻理悟，并以饱满的生命热情践行。于是，苏轼在我们面前呈现一幅略显矛盾的画像：他否定事功能通向不朽，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可以冷峻地揭示月的恒定不变，却又充满人情味地以月象“阴晴圆缺”宽慰亲人……这种对人世貌似矛盾的体认，何尝不更见出苏轼人情与事理的练达呢？

  苏轼一生变动不居，漂泊不定，对世间祸福荣辱的切身感受促发他内省式的深沉哲思。通过辩证思考人生的限度，天道的恒常，苏轼在对人生意义推陈出新的追问中形成独树一帜的人格底色。苏轼之所以被传唱千秋不衰，正因其身上浓重的现世感。这种现世感不仅令人倍感亲切，也不乏温情，在抚慰人心的同时更丰富了人行走于世界的可能性。（罗峰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