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寓言：站在乡土中国的时间缝隙中-社区文化网

　　2024年7月，“第二届南大戏剧周”在北京鼓楼西剧场热烈开幕，并带来了一些冷峻的思考。其中高子文编剧、吕效平导演的话剧《故乡》尤其引起关注。

　　创作于2019年的话剧《故乡》讲述了李家三代人在故乡的一次“重逢”，一次代际间的力量对决，一次同代人的价值碰撞。李家爷辈行将就木，作为弥留之际的老去的族长，爷爷失去了护佑子孙的能力；李家健在的长辈，李继祖依赖新农村建设中乡厂雇佣机制生存，李阿花基于性别逻辑，以“嫁出去的女儿”为由，将自己排除在承担丧葬费用等家庭经济义务之外，李守根固守祖传工匠手艺，梦想着一个上门女婿传宗接代；理论上李家最有生命力的是第三代，但一切未尽如人意——长孙李承从未离开过家乡，他积极促成新的乡村秩序的形成，并努力在这一新规则之下占据一席之地，重振爷辈失去的“河山”；象征登上知识顶峰的博士李新，基于童年爬水塔的记忆，企图让故乡家园为他凑够出国的费用；同样接受高等教育的孙女李菲菲想要离开家乡，却被捆绑在“招婿传宗”的家庭义务中。

　　自鲁迅以降开创的“乡土文学”，开启了知识分子“回乡-失望-离开”的启蒙批判性故事模式，强烈表达了知识分子阶层对旧中国不能跟上“现代变革”的启蒙焦虑，乡土在这类叙事中往往呈现出封建落后、闭目塞听、不通人情的麻木面目。而在沈从文、孙犁等人的笔下，乡土是边城、是白洋淀，是美好情感的象征、心灵平静的净土，是人伦规则“合天道”的乌托邦。在近年来出现的以“逃离北上广”“佛系”“躺平”等口号为代表的“倦怠”文化现象中，乡土成为年轻人对大城市厌倦后的希望之地，但同时也展现出农村新经济秩序下的复杂面貌。

　　话剧《故乡》的戏剧发生时间标注的是当下。但是经过仔细观察，它并非意在精准地置身于“现在进行时”语境中。比如李新渴望并相信通过“留学梦”实现理想，是十多年前的流行认知；受过高等教育的李菲菲作为时代女性的思想认知，和当前“抗争性”女性议题、女权思潮也保持了距离；结合“乡土中国”在上世纪的启蒙批判与理想乌托邦的两个面相，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话剧《故乡》是以“当下之名”，在乡土文学的两个面相中打开时间的缝隙，去剖析和显现作者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以及个人与故乡的关系。

　　启蒙视域里，作为知识分子的李新最有可能发现并改变乡村，但是他一边沉溺于对童年乡村的追忆，一边向往太平洋彼岸的新生活，唯独不关心脚下的土地和眼前的至亲，故乡的人与事并不在他的心灵深处，所以他才能对三年没回去的老家算计出国的资费，也能在聆听表妹的困境后以安慰的名义说“去美国后给你寄贺卡”，他对于故乡所代表的情与人，就像贺卡一样停留在浅表图像层。李新的故事是剧作家对“五四”乡土文学模式的戏仿与调侃，对启蒙话语的质疑和讽刺，对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本质与处境的审视和反思。

　　在乌托邦视角下，留守家乡的长孙李承坚定地相信并拥护内生的新秩序，但相信的代价是掩盖与盲视父亲作为第一代乡村打工人生命消耗的事实，李承因懦弱和愚蠢逃避发展中的罪恶，成为以工厂老板胡向军为代表的、以新宗法制度和雇佣关系去压榨乡民的帮凶。李承所代表的是不具备反思能力而慕强欺弱的乌合之众，是乌托邦之不可能的否定性符号。

　　在《故乡》的三幕戏当中，作者特意以宗祠、新宅和旧屋作为建立戏剧情境的地点，宗祠让李家第三代进行价值观的对撞，引出每个人的问题：李承要控制，李新要获益，李菲菲要逃离；新宅展示出李家第二代的固执和弱点，他们或算计利益明哲保身，或因循守旧固守成见；两幕过后，观众发现第三代的诉求在第二代这里将成为无法解开的死扣。此时出现了另一个声音：在猪圈旁边的旧屋外，新势力格局下的既得利益者胡向军质问李家两代人：“你们把自己的父亲放在这么个猪圈边上，因为你们内心里，已经把自己看得跟一头猪没有什么两样！”至此，追求“温良恭俭让”的李家两代人同时陷入失语状态。一个观众心知肚明的反派角色出于自私的目的，却说出了一个接近真理的答案。而这个满怀恶意的“控诉”所揭露的真相，让之前每个人的困境都“可疑”起来：人们想要控制、想要谋利、想要逃离的故乡，它的过去、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真正关心。

　　这就是属于故乡的寓言。故乡依然是照出心灵的镜子，但人的心灵本身却模糊不清。

　　（拓　璐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