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遇见拉斐尔”到“对话达·芬奇”，近年来打开各大城市的热门逛展清单，“文艺复兴”和它的关键词不时跃入视野——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米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即使是对西方艺术史知之甚少的人而言，它们也并非完全陌生。其实在这些拥有巨大光环的人名地名之外，“文艺复兴”还由更多的吉光片羽连缀而成，让我们不妨将焦点投向更多的意大利土地，看见一个更全面的意大利社会，以更好地洞悉文艺复兴的深远存在。

　　艺术变革，成就盛世

　　众所周知，米开朗基罗的挚友乔尔乔·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定义了“文艺复兴”。由此开创的人类历史上文艺的大繁荣，以艺术为笔，科学为墨，绘制了人类文明的辉煌篇章。《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史》（插图第七版）是由久负盛名的艺术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荣休教授弗雷德里克·哈特和匹兹堡大学艺术史和建筑史荣休教授大卫·G.威尔金斯双剑合璧、联袂奉献的。这本书以《艺苑名人传》为范式，以作品和艺术家为中心，梳理了整个文艺复兴的历史，是当今文艺复兴艺术史领域的经典著作，作为教材风行欧美50余年。

　　约1430年，皮萨内洛在同一张羊皮纸上绘制了一组杰出的舞蹈女郎素描，这表明了他所看到的其实是一名真实的裸体模特而非一尊雕像：因为古代没有任何作品如此真实地展现出连续动作。她流畅、优雅的姿态以及她解开秀发的动作，都暗示了画家想要唤起古代艺术中身体最为突出的特征，即活力。而桑德罗·波提切利著名的《维纳斯的诞生》创作时间要迟至约1485年。横空出世的《维纳斯的诞生》打破了中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对美的禁锢，体现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潮中美的自我完成与永恒不变的观念。无怪乎恩格斯也要发出由衷的赞叹，艺术复兴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革命，“就文艺复兴在发展文化艺术方面所具有的意义而言，只有以前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繁荣时代可以和它相提并论”。

　　这些新的技术和手法不仅丰富了绘画的表现力，也为后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史》细数着诸如皮萨内洛、波提切利以及无数艺术家的变革，才催生出了站在巨人肩上缔造更绚烂艺术世界的文艺复兴三杰：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文艺复兴的天空至此群星闪耀，不朽的艺术之美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么，单凭艺术家的天赋，就能把文艺复兴的拼图严丝合缝地拼凑出来么？

　　答案是否定的。

　　艺术赞助人，推动发展

　　厚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新艺术史》由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斯蒂芬·J.坎贝尔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系系主任迈克尔·韦恩·科尔合著而成，也让我们得以将目光从大艺术家身上转移到了艺术赞助人这个群体，他们是天才艺术家们最好的辅助和支持者，也是他们为文艺复兴注入了生命力。

　　敢标榜自己“新”的艺术史，必然有不同于前人的重大发现和探索，以及融合新研究成果、新研究方法的过人之处。这就和前文提到那本经典教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前，围绕艺术家等单一个体来叙述，是艺术史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这本“新艺术史”以时间为切片，将200年的文艺复兴历史，每十年做一个章节加以细致的研究，是为一新；摒弃了传统的传记体的艺术史写法，转而讨论艺术的功能、社会意义、生产方式、制作地点、赞助人的利益、观众的反应和艺术家角色的变化，是为二新；在关注政治、经济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艺术的传承；在关注艺术发源地传统中的独特性同时，也兼顾了意大利各城市之间出现的共同趋势，是为三新。

　　影响深远的《艺苑名人传》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所有进步的艺术看起来都是佛罗伦萨式的。长久以来，文艺复兴艺术的早期历史也的确一直把佛罗伦萨视为中心。我们知道美第奇家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最重要的艺术赞助人，而在美第奇家族艺术赞助行为肇始的时候，佛罗伦萨已经有很多银行家作为艺术赞助人活跃于历史的舞台上了。帕拉·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1372—1462）是当时的佛罗伦萨首富。《意大利文艺复兴新艺术史》中提到他是一位博学的银行家，他的财富帮助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斯特罗齐体现了共和制的资本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创造了这座城市对艺术的需求，支撑着思想生活，鼓励着创新眼光。艺术家们极其华丽的创作手法吸引着帕拉；反过来巨额的艺术资助让艺术家们得以用奢华的手法来呈现自己梦寐以求的题材。

　　被米开朗基罗称为“天堂之门”的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大门设计者吉贝尔蒂，就是在赞助人不计成本的资助下，完成了自己的艺术野心，他在夸耀自己的成就时，这样写道：“我被允许使用我认为会带来最完美、最华丽和最丰富效果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委托……在一些场景中，我放置了大约100个人物，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艺术赞助人们，在攫取巨额财富，促进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繁荣的同时，始终不忘反哺艺术家，为文艺复兴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是催生天才艺术家的强力催化剂。那么艺术赞助人这块肥沃的土壤，又是怎么绽放独特认知与宽广视野之花朵的呢？答案都指向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根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构成底蕴

　　英国历史学家玛丽·霍林斯沃斯的《文艺复兴与意大利君主》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她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15—16世纪意大利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波诡云谲的政治生态，将君主们的政治斗争与文艺复兴的光辉历程相结合，开辟了一个洞察那个充满生机与活力时代的新视角。意大利君主们的政治野心、文化追求和慷慨资助共同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兴起和发展。

　　15世纪上半叶，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朝的君主阿方索，在他的宫廷中雇用了一批人文主义者担任其政治宣传员、秘书、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对人文主义的支持给阿方索的宫廷带来了持久的声誉。他对古代历史的热爱广为人知：他每天固定留出一个小时来听人文学者读书，这也被称为“读书时间”，即使在行军打仗过程中也同样如此；他在大病疗养期间，让他们给自己读一本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记。他有一枚徽章设计为一本打开的书，上面有一句双关语“Liber sum”（我是书/我是自由的）（Liber在这里可以指“书”或“自由”）。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他信奉“奥古斯都、图拉真和哈德良皇帝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为他们对人文学者的赞助和培养”。正是阿拉贡王朝一代代对知识的敬重，让那不勒斯成为了意大利乃至欧洲文化与艺术重镇之一。

　　弗雷德里克·哈特认为：每一个城市的艺术故事都有其内在的完整性，并能够与这些城市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发展相联系。而通常会被忽略的一些小城市，却出人意料地秉承了这种对文化与知识的重视，让自己拥有足以名垂青史的荣光，成为文艺复兴拼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意大利北部小城费拉拉，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重要城市，以其艺术、文化和建筑成就而著称，但费拉拉侯爵的领地也仅限于费拉拉城及其周边地区。费拉拉侯爵莱昂内洛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恢复费拉拉大学，该大学成立于1391年，但由于财政困难当时已完全关闭。1442年1月17日，也就是他父亲去世三周之后，新侯爵就筹措资金，招募教师重新开办费拉拉大学。费拉拉大学重新开办后，学生人数激增：15世纪30年代，平均每年只有34名学生入学，十年后这一数字达到了338名。也正是这一批批大学毕业生，点燃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火种，他们鼓励人们追求知识、艺术和科学的进步，是文艺复兴不可撼动的基石。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国家的君主不同，莱昂内洛没有在城堡等传递王朝权力的方面花费过多，他更热衷于成为文艺复兴文化的第一批赞助人，以其谦逊的方式投入对古典文化的学习和复兴之中。

　　这个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地图复杂多变，城市间的联盟、战争和领土变更频繁发生。同样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城市曼图亚是一个相对独立却受到某个强大势力控制的城市，曼图亚勋爵詹弗朗切斯科也是人文主义的早期赞助者，他收集了一大批西塞罗和其他古典作家的手稿。他邀请人文主义者维托里诺·达·费尔特雷在曼图亚开办了一所学校，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第一所教授人文主义知识的学校。

　　这些在地图上容易被忽略的城市，却成就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教育、艺术赞助最初的垂范。莱昂内洛和詹弗朗切斯科共同获得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头两名赞助人的荣誉。他们展现了罗马帝国形象的灵活性，不仅为学识渊博的鉴赏家、也为军人统治者提供了可资模仿和借鉴的范式。这些人文主义赞助人，这些城邦的君主，在戎马倥偬和血腥厮杀之余，也慷慨出资建立大学、滋养人文主义学者，为文艺复兴的勃兴建立了夯实的根基和丰沛的土壤。

　　文艺复兴注定是会被人们一直讨论下去的话题，当今人类艺术的创新与变革、文化的传承与迭代之路，都可以从中得到借鉴。打捞文艺复兴的吉光片羽，看见更丰富和全面的文艺复兴，才能为我们照亮艺术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前路。（格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