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文化维度回应时代诉求、破解时代难题，是一个博大精深、体用贯通、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特别是所富含的根本性、基础性、决定性的重大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宝库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具有重大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在社会基本矛盾交互作用中确立文化在社会有机体中的新方位。恩格斯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段通俗易懂却鞭辟入里的论断，十分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支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换言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整个社会的矛盾运动和人们现实生产生活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守正创新，既没有丢掉老祖宗，又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这一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上，明确提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强调从整体（总体）上观察和把握社会基本矛盾，不能将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割裂开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虽然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这一重要论断，确立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特别是精神、文化在社会有机体中的新方位。

　　新时代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并列，就是这一创新理论创造性运用的一个证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确立文化变革新机制。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形式。”从这里，我们可见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或文化）是发展（变革）的，而且这种变革与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变革具有不一样的内容和方式，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或文化）是如何“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革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或文化）变革的方式（机制）究竟怎样，马克思的时代并没有给出明确理论阐释，但给出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启迪。

　　与以往我们认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或文化）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革这一自然而然发生的基本认知不同，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文化的变革、创新、发展过程视为社会主体——人民的生产创造过程，是人民发挥历史主动、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两个结合”是文化变革、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维逻辑，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不仅有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问题，而且也有思想、文化解放问题。一定社会的思想、文化解放，就社会有机体而言，有时还具有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解决了文化解放、文化发展、文化创新的机制问题。

　　翻开历史画卷，一部人类发展史本质上也是一部思想解放、文化解放的历史。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考察，思想、文化解放往往是革命、建设、改革的前导，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恰恰是这种前导之所以成为前导的内在机制。“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接榫和创新，使人们的思想从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泥潭中脱离出来，破除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迷雾，既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变革和现代转型，又催生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提供了现实可能，不仅让人们的思想、文化得以解放，而且构成思想、文化接续发展和创造创新的内在机理。

　　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确立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两个大局”的双重现实语境及其互动关系，以高远的历史站位、宽广的世界视野、深邃的战略眼光，科学回答“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擘画了世界文明同频共振、和谐共生的新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确定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这意味着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充分观照当代中国实践与世界发展互动互联的时代大势，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认知中进行科学、系统、全面的战略规划。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全新文明成果，深刻体现了“放眼全局谋一域”的战略思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线索与根脉筋骨，着力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转换成“施工图”“实景画”，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

　　进入21世纪，迫切需要建构一种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文明新范式来消解文明危机、文明困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大局观，纵观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国际格局，提出三大全球倡议，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硕果，打破了“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思维定式，为人类文明谱系贡献了新样态，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人类情怀，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为丰富世界文明底色提供了崭新范式。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指出：“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随着机器大工业的蓬勃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为了解决“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那时，各个地区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被打破，人类历史开始发展成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拉开了“世界历史”的序幕。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发展都汇入世界历史洪流中来。21世纪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高度，深切关怀中华文明未来，深邃思索世界文明发展前景，统筹激活中华文明新活力，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现出民族性与世界性深度融合的理论形象。（田鹏颖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