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与生机

《出版人》：您就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已9个月有余，与此前相比，您的工作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哪些变化？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您体会到韬奋基金会作为公益性文化组织，担负着哪些责任和义务？ 

刘伯根：到任韬奋基金会后，最明显的感受是跟社会各界的接触面更广了，有广泛的空间去认识了解更多欣欣向荣、有活力的出版文化企业、科技企业。同时，通过举办多场次图书捐赠活动，我看到还有一些地区的孩子几乎没有书可读。从这点来讲，全民阅读的推广工作仍然任重道远，这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问题，尤其在韬奋基金会，这个体会更加深刻。我们每年接受捐赠和捐出的现金及图书价在1亿元左右，过去我还觉得这个数字挺大，但当真正深入到工作中，我意识到这个数字还不够，我们还应加大力度做好图书捐赠这一公益项目。韬奋基金会的义务可清晰地表述为：立足行业，面向社会，继承和弘扬韬奋精神，为培养和造就新闻出版业领军人才、高端人才服务，为推进全民阅读、提升民族素质，为我国新闻出版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出版人》：第五届韬奋基金理事会成员扩大至26位，其中25名为理事，1名为监事。理事会成员的分工较之以往发生了哪些变化？理事会成员数量的增加代表着韬奋基金会怎样的发展趋势？

刘伯根：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设理事会，理事为5人至25人。第五届韬奋基金理事会按照该条例要求，健全了理事会成员。同时，我们充分考虑了理事会成员在各方面的代表性，他们来自出版集团、单体社、高校、民营出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等多种组织，构成相对合理。下一步，我们要结合各位理事及理事单位的优势，为韬奋基金会的建设更好地发挥作用。 

《出版人》：今年6月，“韬奋基金会全民阅读促进会”正式更名为“韬奋基金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更名的原因是什么？在全民阅读方面，当前社会取得了哪些进步？存在哪些不足？韬奋基金会将如何更好发挥推进全民阅读的职责使命？

刘伯根：从“促进会”到“委员会”，根本的区别其实是韬奋基金会的主体作用是否得到凸显。“促进会”，韬奋基金会是协助方，是客体，而“委员会”，韬奋基金会是推动方，是主体。在角色的转变下，韬奋基金会能够主动策划全民阅读推进活动，丰富活动的内容和外延。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更加重视全民阅读推进活动的实效，不仅引导读者阅读兴趣，更要让其知道读什么、怎么读，让阅读者有所收获。经过众多业界有识之士的提倡，如今的全民阅读已成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践行的活动。首先是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其次是政府出台了支持政策，最后是全民阅读法治化建设取得了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两部关系到全民阅读的法律得到制定施行。然而，如何为全民阅读提供更高质量的读物，如何强化全民阅读制度保障、夯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何提升阅读能力、阅读成效和阅读影响力，阅读推广人才如何培养，这些问题都需要专家学者深入研究，需要结合广泛的阅读实践、典型的阅读案例和充分的数据支撑，深入阐发阅读理论、科学解答阅读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推动全民阅读。韬奋基金会在全民阅读研究领域也努力发挥着作用。近年来，由基金会参与指导的全民阅读研究年会每年举办一次，通过主题演讲、案例推广以及学术交流活动，为做好全民阅读工作提供科学实践路径；基金会所属全民阅读促进会、阅读组织联合会等二级机构和各类阅读专项基金，开展了一系列多样化的全民阅读活动；在中宣部指导下，基金会主办的《阅读与成才》期刊，努力成为服务、推广、研究全民阅读的平台，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今后，韬奋基金会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总书记致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要求和国家有关部署，积极联系并努力发挥出版界、图书馆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社会组织的作用，积极发掘、有效利用全民阅读前沿阵地的特点，推动实现全社会的资源共享、阅读联动；同时，推动阅读研究、把控研究质量、推广阅读成果，助力研究成果向阅读实践的高质量转化。

“韬奋精神”依旧闪耀

《出版人》：在您看来，“韬奋精神”在今天依旧闪耀的原因是什么？韬奋基金会在当下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新一届韬奋基金理事会将如何更好地弘扬“韬奋精神”的时代意义，让其为新时代的出版工作带来深刻思考，推动出版实践焕发出新的生机？ 

刘伯根：毛泽东同志曾为韬奋先生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这是韬奋精神的实质。同时，韬奋精神的内涵又十分丰富，如今我们理解的韬奋精神还应当包括以韬奋同志为代表的近现代优秀出版家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对于赓续优良出版传统、总结出版经验、研究出版规律、谋划新时代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以为，新时代弘扬“韬奋精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要弘扬韬奋同志热爱祖国、立志报国的精神，出好引领之作，做好主题出版。韬奋主编的报刊，始终以爱国主义为永远不倒的旗帜，“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今天，我们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好主题出版，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传播党的声音、体现国家意志，引领社会思潮、引导社会风尚，推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铸就民族复兴、文化复兴的“灵魂”。二要弘扬韬奋同志热爱文化、精益求精的精神，出好扛鼎之作，做好精品出版。要围绕重大标志性工程、重要学术文化著作、重要教材和工具书等，深耕细作、精益求精，体现当代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的水准和高度，锻造文化强国、现代化强国的“根脉”。三要弘扬韬奋同志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出好创新之作，让出版适应人民的新期待。要适应科技创新一日千里、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形势，不断创新出版物的内容、形式、传播途径、阅读方式，不断适应多渠道、多媒体、多流量、多样化、小批次的阅读新潮流、新体验、新风尚。四要弘扬韬奋同志善管理、会经营的精神，发愤图强，做优做强出版产业。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不仅是当年宣传抗日的一面重要旗帜，发行量也创下当时国内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达到15.5万份；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在全面抗战开始后的艰难局势下，年度出版图书品种一度居于全国出版业第一位，鼎盛时期拥有遍布全国的56家分支店。 

《出版人》：您曾在文章中提到：“‘人才是第一资源’，出版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其高质量发展更是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在培养新时代新闻出版人才方面，韬奋基金会是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未来还将如何加强参与培养出版领军人才与高端专业人才的力度？ 

刘伯根：韬奋基金会始终致力于培养和造就新闻出版业人才。在一般从业人员的培养方面，韬奋基金会从2017年开始举办编校质量管理培训班，至今已经培养从业人才3000余人，为在职编辑继续教育提供优质、实用的线上、线下培训，力求帮助学员全面提升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助力出版高质量发展。韬奋基金会还每年组织举办韬奋全国出版社青年编校大赛，至今将举办该大赛列入新闻出版专项业务培训计划，并向参赛人员颁发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印制的结业证书。在领军人才、高端人才培养方面，韬奋基金会创新方式方法，采取各种灵活的形式来推进领军人才高端人才的培养，比如连续多年举办“韬奋出版人才发展论坛”，配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编辑学会连续多年举办“韬奋杯全国出版社青年编校大赛”，等等。“韬奋出版奖”作为我国出版界高层次、高荣誉的奖励，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与韬奋基金会联合主持评选，每三年评选一次，旨在鼓励广大出版工作者继承和发扬邹韬奋同志热爱祖国、追求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学习邹韬奋同志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和思想作风，激励、鼓舞广大出版工作者学习和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增强群众观点和服务观点，发扬敬业、创业精神，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创造优异成绩，促进出版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使出版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012 年，根据教育部“卓越拔尖人才”和北京市“建设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计划，韬奋基金会与北京印刷学院共同开设“韬奋实验班”。今年，韬奋基金会与华东政法大学携手共建韬奋新闻传播学院、韬奋新闻出版研究中心。按照资源共享、互助共赢的合作思路，我们将在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学科建设、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根据共建协议，着力突出“韬奋新闻传播学院”的办学定位与发展重点，着力创新办学思路与合作机制；在校内设立“韬奋新闻出版研究中心”，以新闻出版史论、新闻出版经营管理理论的沿革与实践创新以及出版版权为研究的三大方向，深入研究韬奋精神及其文化遗产。 

《出版人》：未来，韬奋基金会还将以哪些工作为抓手，更好发挥其在新时代下的作用和价值？

 刘伯根：今年，韬奋基金会拟成立韬奋研究院，加强韬奋基金会的研究力量。第一，制定、发布并完成研究课题；第二，扶持研究著作成果的出版和共享；第三，加强出版产业研究，推动政产学研深度结合；第四，研究并推动制定阅读引导标准，形成全民阅读、大众参与、专家推荐、韬奋基金会组织的阅读引导模式。

何谓出版家精神

《出版人》：结合您个人的出版工作经历，您认为以“韬奋精神”为代表的“出版家精神”有何内涵？这种精神和品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伯根：近代出版家以自身的文化底蕴和视野铸就了出版企业的底色，以各具特色的出版理念和经营模式造就了出版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品牌，又以出版企业的发展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进程。换句话说，近现代出版家的风范凝成了近现代的出版传统。我们今天说的赓续出版传统，就近现代这一阶段而言，就是要承继那一代出版家的风范，承继他们留下的品牌底色。近现代出版家的风范和所凝成的出版传统，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条：第一，有报国新民之志；第二，有文化学识；第三，有洞察能力；第四，有人才意识；第五，有经营头脑；第六，有特色理念；第七，有顺变思维。

《出版人》：观照到现实，您认为这种“出版家精神”在当下行业内有所缺失吗？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在当今时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出版家精神”？

 刘伯根：当代出版是在赓续近现代出版传统、适应新时代要求中创新发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出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出版事业和出版企业都要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这是区别于旧时代出版的重要之处。这个区别，决定了当代出版在其社会属性上有了更高的要求。除此之外，出版物的内容品质和品种选择，出版企业服务读者的意识和水平，出版企业的经营之道和发展能力等，这些出版的基本要求并没有变。出版企业仍然要遵循出版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因此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国家意志和出版家精神共同凝成了当代的出版传统。观照到现实，我认为发扬“出版家精神”，还存在着诸多主观及客观的不足，比如机制创新的动力不足，技术创新的能力不足，识人、选人、用人的机制不够灵活等。而赓续出版传统，关键是守正固本，要义在创新发展，核心是专注于产品和产业。具体而言，一是当代出版家应当适应技术创新。要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出版内容生产带来的变革与机遇，适应数字出版为出版产品形态带来的变革与机遇，适应流量竞争为出版营销带来的变革与机遇，构建智慧书业新生态。二是要完善战略布局。要优化产业链结构与配置效率，提高核心竞争力；要深化技术应用与创新，构建智慧出版平台与生态系统。三是要优化战略路径。要强化党的领导、坚持体制创新，提高治理能力；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强化目标导向；要加强风险管控，提高治理能力；要用好“第一资源”、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激发人才创造力和企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