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推进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的媒体责任-社区文化网

自2022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期间创办以来，“阅读新时代”活动今年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它从一个征文活动起步，成长为集好书推荐、阅读分享、研讨交流、公益捐赠、成果出版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品牌，成为全民阅读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累计覆盖读者千万人次，成功入选2025年度期刊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是30个入库案例中唯一的全民阅读类案例。这些成绩背后，是一个个来自基层的鲜活的读书故事，是一颗颗因阅读而被点亮的心灵，反映了新时代读者的阅读风貌和全民阅读的丰硕成果。

2026年，对于中国全民阅读事业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书香社会建设进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新阶段。全民阅读不再只是倡导性的文化行动，而被明确纳入公共责任框架之中，为全民阅读的长期推进提供了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制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再次发出“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号召，要求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领袖倡导、法治筑基、制度护航，全民阅读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站在五周年的起点上，“阅读新时代”活动也将顺势而为、再启新程。

“阅读新时代”活动是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版权协会、中国编辑学会、韬奋基金会指导，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和广西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发起的，是媒体人为推进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作出的努力与探索。借此机会，就推进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的媒体责任谈谈我的一些思考，也算是对于“阅读新时代”活动进一步走深走实提点建议。

第一，媒体要为高质量阅读鼓与呼

很多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电视应该赎罪》。这篇文章不是指责我们的电视节目有多大问题，而是痛惜因为电视的出现，让许多人在夜晚远离了书桌，远离了书籍。那个时候我就呼吁，应该通过电视把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最美好的心灵、最优秀的经典给最需要精神营养的青少年，给需要过精神生活的成年人。我在文章中呼吁电视要把最好的黄金时段留给阅读，向全社会推荐优秀书目，解读经典著作。近年来，《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朗读者》以及中央各地方媒体的读书栏目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但总的来说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大部分媒体的读书栏目都属于弱势群体，在时段和篇幅的安排方面都不理想，不少在苟延残喘、惨淡经营。如今，在网络、视频、AI等冲击下，深度阅读、经典阅读等高质量阅读方式正被碎片化信息不断挤压，成为媒体必须直面的时代命题。因此我再次呼吁：

一是要持续传播阅读的价值。媒体要通过深度追踪、专题报道、人物故事等形式，讲述阅读改变人生、阅读成就生命的鲜活案例，让全社会深刻认识阅读对推动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社会进步的价值，破除“阅读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等认知误区，唤醒全民阅读自觉，特别是“非读者”群体的阅读意识。

二是要不断创新阅读推广的方式。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央视的节目外，一些地方媒体在创新阅读传播方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辽宁卫视的《字里行间》节目，在“流量至上”的时代为观众搭建起阅读与文学的“慢世界”，通过普通人读书励志的典型故事激发阅读热情；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少年读中国》节目以创新模式展现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引发青少年群体的热烈反响。这些都是媒体赋能全民阅读的有益探索。同时，要坚持内容为王，抵制低质、浮夸的“流量陷阱”，让真正的好内容被催生、被传播，助力打造“人人可读、时时可读、处处可读、多读优读”的阅读生态。

第二，媒体要为高质量阅读推荐好书

高质量阅读的前提是读好书。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注意力极度稀缺的时代。许多公民并非不爱读书，而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方向去从海量的出版物中筛选出值得阅读的好书。如果一本推荐的书与他们的实际生活、职业发展、精神困惑毫无关联，读书与他们的生存境遇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墙，那么阅读就很难成为他们自觉的选择。换句话说，只有当好书推荐能够真正回应人们的现实需求，让读者感受到“这本书与我有关”“这本书能解决我的问题”或“这本书能点亮我的思考”时，阅读的兴趣才会被点燃，才会真正开启公民的自主、自觉阅读。

因此，媒体人、出版人不能只满足于“我推荐了”，而要去思考“推荐是否有效”。我们需要开发出更多高质量的、精准的推荐阅读书目，不是简单地罗列书单，而是要像一名优秀的“阅读向导”那样，根据不同人群的生存场景、认知阶段和兴趣偏好，把合适的书送到合适的人面前。这本质上就是媒体要打造属于自己的“算法推荐”——不是互联网平台上那种追逐流量的商业算法，而是基于专业判断、人文关怀和读者需求洞察的“价值算法”。通过这种有温度、有深度的推荐，引导公民从“被动接受推荐”走向“自主发现阅读”，在阅读中看见自己、理解世界、改善境遇。让每一本好书都与一个真实的生命发生连接，阅读才能真正成为全民的生活方式。这是媒体的责任，也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组织专业团队研究如何为不同人群推荐好书，我们先后研制了面向幼儿、大中小学生和教师、父母、校长、企业家、公务员等不同群体的中国人基础阅读书目，以及涵盖中小学所有学科的中国中小学学科阅读基础书目和面向中小学项目研究的中小学项目学习书目等，这些书目已经成为一线师生选择书籍的重要参考。

第三，媒体要努力建立专业的书评人制度

有了好的推荐书目，还需要好的书评人。“阅读新时代”的年度书评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但总的来说规模仍然比较小，也不是制度化的书评人体系。

现在有不少所谓的畅销书，也包括一些所谓的推荐书目，是有人炒作和包装出来的。最近有两个消息让我感到很震惊。一是上海《文汇报》关于警惕功利化“伪童书”霸榜的报道，在一些儿童图书的畅销榜中，一些制造焦虑、迎合功利的“伪童书”跻身前列，而像《夏洛的网》《窗边的小豆豆》《青铜葵花》等则远在五六十名之后。另一个是《上观新闻》揭露了一位自称一年读了704本书的读书博主，他推荐的年度最有意义的书11本，最治愈的书44本，重塑、改变或影响价值观的17本，平均每个月人生观要被重塑1.41次。

自媒体的阅读推荐乱象，提醒我们需要有真正的专业、独立、有公信力的书评。相较于发达国家有很多专职的以评论图书为业的职业评论家，我国书评领域存在明显短板：书评人队伍松散，缺乏行业规范；许多书评沦为出版商的营销广告，充斥着“人情评”“红包评”；真正实事求是、敢于批评、能引导读者深度思考的书评少之又少。没有成熟的书评人制度，全民阅读就容易迷失在信息过载的汪洋之中。

因此，我呼吁媒体要逐步建立我们自己的书评人制度。首先要学习借鉴国际成熟经验。以美国的《纽约时报书评》为例，为求公正和无偏见，他们设置了众多避嫌准则，例如编辑要向书评撰写者求证几个问题：“你可认识新书作者？你们有没有写过有关对方的文章？你们之间有没有可以引起利益冲突的关系？”程序看似复杂，但非常必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书评报刊所要保持的不偏不倚的独立立场，它要公正、可信，回避一切利益瓜葛，让每一篇书评都“干干净净”。

结合中国国情，我认为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培育一批有情怀、有学养、有担当的专业书评人，鼓励出版人、编辑带头评书，建立书评人准入和资质认证机制，制定明确的职业道德准则；二是要搭建权威、公正的书评平台，让独立、客观的评论成为主流，建立严格的利益回避制度，杜绝商业化的软文与浮躁的跟风评价，支持主流媒体开设独立书评专栏，让优质书评能够被读者看见。

书评人制度是全民阅读的“质检员”和“导航仪”。有了它，好书不会被埋没，劣书不会被追捧，读者才能真正实现“多读书、读好书”。

第四，媒体应该助力构建“阅读共同体”

阅读不应仅是私人化的精神享受，更应成为公共生活的纽带。让个体阅读真正走向社会性对话，在社群疏离的今天，格外重要。我们需要通过共读、共论，重建基于思想共鸣的社会连接。今天的媒体，应该超越单向传播，主动创造不同类型的社会连接。比如，策划线上线下的主题共读、发起公共议题的“书目对谈”、呈现不同群体对同一经典的多元解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社交的方式，在对话中消除偏见，在分享中增进理解，将孤独的读者连接成一个个有思想温度的“阅读共同体”，从而推动从“阅读”到“解读”的升华。

在信息过载而意义匮乏的时代，比“读了多少”更重要的，是“读懂了多少”以及“能否形成自己的见解”。全民阅读的更高目标，是培育一个善于解读、勇于践行的群体。打造这样的“阅读共同体”，应该成为媒体的工作目标之一：不仅要告诉公众“这本书好”，更要通过深度的作者访谈、文本细读、跨学科对谈，示范“如何解读”一部作品。媒体要激发公众的解读欲和表达欲，从而让全民阅读的终点，不再是沉默的接受，而是思辨的表达、创造的转化和积极的行动。这，才是建设一个创新型社会最坚实的基础，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最坚固内核。同志们，朋友们，最是书香能致远。我们推广全民阅读，本质上是在从事一项关于“人民”的再教育、关于“社会”的再前进、关于“文明”的再拓展的宏大工程。媒体身处这一工程的传播核心，责任重大。让我们以《条例》施行为契机，不仅要做全民阅读的“报道者”，更要做深度思考的“协助者”、文化标准的“守护者”、阅读价值的“缔造者”、阅读社群的“联结者”和大众精神的“引领者”。

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全民阅读在高质量的引领下，走向更深远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为建设书香中国、文化强国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使“阅读新时代”成为一个思想回归深度、精神重获主权、文化重现活力的真正的新时代！

（本文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阅读新时代”分享与推广活动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