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强调，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不仅关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是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内涵。聚焦能源安全与创新发展，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采访了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采访嘉宾：刘吉臻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北电力大学原校长

吕文斌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

林伯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本报记者：王翠娟

能源问题需要战略应对

学习时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如何理解这一重要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又是如何规划解决这一战略问题的？

刘吉臻：能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物质基础。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很重要，能源安全同样重要。当前，我国能源发展面临需求压力巨大、供给制约较多、绿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等一系列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出路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意味着对能源的需求会快速增长。所以，不仅要保障当前的能源供给，还要有长远眼光，确保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能源保障。以电力来说，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超过10万亿千瓦时，预计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3.5万亿千瓦时左右。也就是说，从2026年到2030年，我们还将有3.5万亿千瓦时左右的增量。这是个什么概念呢？美国是世界能源强国，2025年其全社会用电量约4.5万亿千瓦时，而我们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再增加一个接近美国的用电体量，压力是巨大的。

这么大的需求怎么来保障供给？我国能源资源一直以来都是“富煤、贫油、少气”，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其供给极易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绿色转型，尤其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后，高碳的化石能源将逐步减量退出，谈何容易。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多次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面对能源发展的多元目标，提出要统筹兼顾、先立后破，做好顶层设计。特别是，2014年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即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这一战略指引我国10多年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走出了一条中国能源创新发展的道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能源大国，并正在向着能源强国的目标迈进。

吕文斌：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当今世界，能源问题是各国国家安全的优先领域，很多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活动都是围绕能源在做文章，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

战略问题需要战略性应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煤、油、气、水、核、风、光多元发展，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能源自给率总体保持在80%以上，能源绿色集约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全面升级，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就有近4度是绿电。能源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能源技术水平从整体落后攀升至多项新能源技术和装备制造全球领先。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化，更好激发能源新业态和新型经营主体活力。质优价廉的新能源产品遍及世界各国，通过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为全球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方案。

化石能源兜底保障作用发生了本质变化

学习时报：一段时间以来，中东紧张局势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再次成为焦点。这次局势升温暴露了全球传统能源体系的哪些结构性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化石能源的兜底保障作用？

林伯强：中东的紧张局势再次暴露了全球传统能源体系高度依赖单一输送通道的结构性风险，一旦局势升温，即便供应并未实际中断，市场也会提前作出反应，预期本身可以成为影响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在库存偏低、备用产能不足的情形下，全球油气市场的缓冲能力明显减弱。一旦航运受阻，运费、保险费和风险溢价往往同步攀升，压力迅速传导至终端用户。天然气市场同样如此，随着液化天然气贸易联系的日益紧密，风险呈现跨区域扩散趋势。

刘吉臻：现在，化石能源的兜底保障作用与之前相比发生了本质变化，我们对此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这种变化。过去，化石能源是主体能源，承担的主要是常规供给功能。今天，化石能源的角色正在从“主体”向“兜底保障”转变，即在新能源出力不足时发挥调节和支撑作用。化石能源的“兜底”不是被动维持，而是主动服务于能源转型全局的战略安排。

吕文斌：立足我国资源禀赋，化石能源的兜底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量兜底。2025年，我国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约占八成，在迎峰度夏度冬、用电高峰等关键时段稳定支撑全社会用能需要。二是系统支撑。我国多个省级电网新能源发电出力占本地用电负荷的比例最高已突破60%，其波动性、随机性特点给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较大压力。因此，煤电仍是“十五五”期间最可靠、最经济的支撑调节电源。三是战略安全作用。通过加大国内勘探开发、推进进口多元化、提升石油储备能力等举措，我国持续增强供应安全韧性，有力有效应对了今年以来多轮地缘冲突带来的风险，保障了国内成品油市场的稳定运行。

与此同时，化石能源兜底保障的功能和内涵发生了深刻转变。一是从增量主导向调节支撑转变。10年前，我国能源消费增量大部分来自化石能源，而2025年能源消费总量增量中超过70%由非化石能源提供。化石能源逐步退出常规基荷定位，逐步转向深度调峰、快速响应，重点在新能源出力不足、负荷高峰及系统波动时补位兜底。二是从燃料用能向燃料与原料用能并重转变。过去化石能源以燃烧发电、供热等领域的燃料消费为主，如今在化工、新材料等领域的原料属性更加突出，原料用能对化石能源消费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2021年的13%提高到2025年的129%。三是从独立保障向多能互补协同转变。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地位稳固，一些石油消费场景难以实现电气化，原料领域对化石能源依赖度依然较高。通过充分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积极稳妥发展煤化工，有序实现对石油化工的部分替代，加大交通用能电气化替代，实现了化石能源内部及非化石能源之间协同互补和灵活切换，以国内供给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石油供给不确定性。

学习时报：近年来，我们正在着力推动能源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该如何保障能源安全？

刘吉臻：能源安全是一个很大的命题，至少应该从两个维度来认识。一是常态下的安全保障能力，即能源的持续稳定供给。这是一个常规命题，但在能源转型背景下被赋予很多新的内涵。以电力系统为例，随着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提高，系统稳定性面临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挑战，世界各国已有诸多相关事例，比如2025年4月西班牙电网大停电事件。能源转型带来的新的、更加突出的能源生产、供给、使用等方面的风险，是当前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本质上属于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二是极端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具体来说，一方面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对国际能源格局的冲击，例如相关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关键通道的管控，使全球能源运输安全面临严重挑战。同时，能源领域部分原料依赖进口，同样需要依托国际市场供给，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保障难题。另一方面源于极端自然条件对能源供给的影响。新能源发电受气候气象条件影响较深，比如台风可能造成风力发电机组倒塌、损毁，使得大面积的风电光伏脱网；连续性的无风、无光、严寒等极端天气会大大降低发电效率，影响电力供应；等等。

在实现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必须直面诸多能源安全的命题，亟须树立大能源安全观，并将之作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内容。需要明确的是，绝对的安全并不存在，安全是相对的，应逐步、持续提升我国能源系统安全的韧性水平，这是能源发展建设的核心内涵。对此，一是推进能源储备，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战略储备。当然，储备也只能提供相对安全，维持时间有限，但加快建设世界先进水平的能源储备体系，是切实可行的重要举措。二是推进能源供给的自主化。虽然我国在能源资源禀赋上面临缺油、少气的制约，但新能源及其他化石能源相对丰富，而且我国正在推进以电代油、以电代煤、以电代气，绿电发展也十分迅速，使能源供给体系不再受制于人理应成为能源安全应有的内涵。

林伯强：在地缘政治冲突和极端天气影响加大的背景下，各国对能源安全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面对多重的不确定性，进口来源多样化、更积极的本土能源开发以及区域合作，正在成为各国强化能源体系韧性的共同选择。在各种应对策略中，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最有效、最现实的能源本土化途径。相较于化石能源高度依赖特定地理区域的资源禀赋，风能和太阳能具有天然的普适属性，无需跨洲运输，也不受地缘政治冲突的直接影响。近年来，随着光伏组件和风电设备成本的持续下降，新能源已经成为全球能源体系中增速最快、投资最活跃的领域。对于依赖进口油气的国家而言，新能源的扩容不仅是一项经济选择，更是在复杂地缘风险背景下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支点。

实现能源转型要坚持动态平衡

学习时报：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注重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多能互补、深度融合。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遇到了哪些瓶颈与障碍？储能是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如何推动新型储能行业的规模化发展？

刘吉臻：推进多能互补与深度融合必须完善全国统一的能源电力大市场体系，这对于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完善这一市场体系的核心就在于通过市场化机制破除各类利益壁垒，实现绿电在区域间的畅通交易。以往，绿电跨区域消纳的难点在于输电技术制约与地方利益保护。若仅依赖行政命令或要求局部主体作出牺牲，就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制度安排。通过覆盖电力交易全品类、建立市场化电价机制、完善电力市场治理体系等措施，绿电的环境属性得到了凸显，使购电地区在获得清洁电力的同时，也可获得相应的减排权益或绿色证书收益，从而消除了“买绿电即吃亏”的顾虑。在此基础上，跨区域电力流通有效提升了新能源消纳水平，降低了整体电力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因此，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不仅是电力行业提高自身运行效率的需要，也能够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实现能源转型奠定坚实支撑。

吕文斌：储能是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运行层面，储能是支撑电力系统安全的“稳定器”。凭借快速响应能力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提升发电可靠性与并网消纳水平；通过与火电耦合运行，弥补火电调节特性短板，拓展调节能力，助力火电从主力电源向调节型、保障性电源转型。产业层面，储能是能源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既能显著拓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上限，也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产业提供可行的转型路径。例如，压缩空气储能、重力储能为煤炭与油气开采行业开辟新增长点；氢储能、热储能则为化工、冶金等高耗能行业提供低碳转型方案。

储能为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但当前二者深度协同仍面临多重现实障碍。技术层面，长时储能成本居高不下，难以全面支撑新能源长时稳定出力；构网型等储能技术尚不成熟，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电源向电力系统提供惯量与电压支撑。价格层面，现行容量电价政策面向电网侧独立储能，发电侧、用户侧资源缺乏收益保障；储能充电的上网线损与系统运行费用政策机制还需完善。市场机制层面，储能多元应用价值未能充分量化，项目收益模式单一，经营主体盈利能力有待提升。产业协同层面，传统能源、新能源、储能存在分头规划、时序错位现象，装备制造、项目投资、调度运营等环节仍未充分衔接，“风—光—储—火—网”一体化解决方案供给不足。亟须完善技术、运行、产业三位一体的储能政策体系，以赋能新型能源体系高质量构建。

林伯强：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关键在于让储能的价值能够被市场真正识别和回收。当前，技术上已经基本可行，但经济性仍是制约因素。因此，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电力市场体系，明确储能的独立主体地位，使其能够参与电能量、辅助服务和容量补偿等多类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体现其调节和支撑价值；另一方面要推动商业模式逐步成熟，例如新能源与储能协同配置、独立储能电站等，形成相对稳定的收益预期。在此基础上，政策层面可在过渡阶段给予适度支持，帮助行业跨过成本高、回收周期长的早期阶段。从融合角度看，目前的瓶颈不在单一技术，而在体系协调。新能源出力具有波动性，传统能源强调稳定性，两类电源在运行特性和调度方式上存在结构性差异，导致系统需要更高的灵活调节能力，而这恰恰是当前的薄弱环节。现行电力体制仍以传统电源为基础，灵活性资源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储能、需求响应等手段参与空间有限。同时，电网在跨区域调配、调峰能力以及数字化水平方面仍有不足，也影响了多能协同效率。再加上储能成本尚未完全下降、技术标准和安全体系仍在完善，这些因素叠加，使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深度融合仍面临现实约束。

学习时报：我们正在着力推进清洁能源平稳有序替代传统能源，您认为距离“有序替代”目标还有多远？

刘吉臻：应当认识到，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有序替代”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宜简单用时间表来衡量。从发电量占比看，风电光伏刚刚突破20%，距离主体能源地位尚有较大差距。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做到清洁、低碳、高效，意味着既要满足我国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做到安全供给，又要促进能源由高碳向低碳多元结构的系统性变革。同时，能源价格还需适应民生福祉，让百姓用得起。这些目标既统一又存在一定张力。我们需认真思考如何统筹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先立后破，在长期有序替代中寻求动态平衡。

吕文斌：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有序替代”，是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核心命题，绝非单一的装机规模扩张，而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实现增量替代与存量优化的动态平衡。当前，我国正处于清洁能源“有序替代”增量能源需求阶段，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未来5——10年将是推进“有序替代”存量能源需求的关键起步期，核心任务集中在供给效能、系统韧性、终端渗透、机制保障四大方面。

从供给效能来看，装机与发电量占比的差异凸显了供给效能问题，而且清洁能源比重提高背后面临存量煤电功能转型与增量清洁能源高效消纳的双重任务，已经无法单纯依靠装机扩张来完成。从系统韧性来看，面对未来更高比例清洁能源并网后的调峰与保供需求，不仅需要可控调节资源在装机规模上持续发展，还需要解决调节资源的时空布局问题，需要调节资源持续建设与系统优化，这是“有序替代”的安全底线。从终端渗透与机制保障来看，工业、交通等重点领域高耗能环节、公路水运等关键场景电能替代进程偏慢，终端替代的深度与广度仍不足。同时，能源市场体系尚未形成适配新兴主体“有序替代”的价格形成机制与成本疏导机制，清洁能源的环境价值无法通过市场充分体现，煤电调峰辅助服务补偿机制还不到位，跨区域能源交易的壁垒还未完全破除，这些制度性缺口仍需不断完善。

正确理解国家关于未来能源的战略部署

学习时报：能源强国不仅要有强大的供应保障能力，更要有引领未来的技术和产业优势。在您看来，判断一个未来能源技术是否值得重点培育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刘吉臻：我非常赞成关于未来能源的提法。未来能源在时间维度上属于远期范畴，应该与近期、中期能源发展任务目标区分开来。未来能源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当下就实现规模化应用，而在于通过科学探索实现颠覆性创新，占据科技发展前沿，实现对未来能源格局的引领。例如，核聚变作为典型的未来能源，其技术突破与应用前景尚不可知，有人提出2040年要实现发电，这种说法既没有根据，也容易误导社会。当前，国家将其定位为以颠覆性创新为导向的未来能源，何时能够用来发电并非当前应关注的重点，关键在于作为未来能源，核聚变值得持续深入研究。明确未来能源与今天已经实现规模化应用的新型能源的层次差异，避免将尚处于探索阶段的未来能源技术急于投入现实应用，是准确理解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前提。

判断一项未来能源技术是否值得重点培育，核心标准应包括：技术的前沿性与颠覆性，是否代表能源科技发展的重大方向；科学原理的可行性，是否建立在扎实的科学基础之上；潜在的战略价值，是否能够解决能源领域的重大瓶颈问题、提升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纵深；国际竞争态势，世界主要国家是否在该领域布局，我国若不推进相关科学探索是否会在未来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林伯强：判断一项未来能源技术是否值得重点培育，关键不在于其概念是否前沿，而在于是否具备进入实际能源体系的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规模化潜力。技术不仅要可行，还要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包括资源约束、产业链支撑以及持续降本空间。如果只能停留在示范或局部应用层面，就很难成为支撑能源体系的主流技术。二是系统适配能力。能源技术最终要嵌入电力系统和用能体系之中，能否与电网、储能以及终端应用形成协同，是否有助于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是一个关键判断标准。一些技术单点性能很好，但如果难以融入系统，实际价值会受到限制。三是综合成本与风险。这里不仅是指当前成本，更重要的是未来成本下降路径是否清晰，还要考虑安全性和供应链可控性。如果在关键材料或核心环节上高度依赖外部，长期发展就会受到制约。此外，还需要考虑其减排潜力和环境效益，但这应建立在前面几个条件的基础之上。总体上看，值得重点培育的技术，应当同时具备规模化基础、系统适配能力以及可持续的经济性，而不能仅凭技术先进性或短期热度来判断。

学习时报：当前，未来能源还处于培育阶段，存在着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我们该如何处理好安全性与经济性之间的平衡？

刘吉臻：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未来能源应更多被纳入科学研究范畴。科学的本质在于探索未知、揭示事物原理，而不以功利为目的，尽管科学成果最终会转化并惠及人类，但这并非研究的出发点。所以，不能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混为一谈，二者是有区分的。

另外，能源转型要算经济账，绿色转型、培育未来能源都是有成本的，技术和经济是孪生兄弟，必须认识到技术经济的科学性。现在普遍使用的技术已经达到了最经济的目标，但新技术的成熟以及大面积应用，必须建立在经济社会可承受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必须避免对新技术追求的盲目性，降低技术成本需要继续推进科技攻关。

学习时报：培育未来能源，如何做好与现有能源体系的衔接？

吕文斌：培育未来能源、实现与现有能源体系的有效衔接，核心是坚守能源安全底线，以系统思维构建梯次发展、兼容适配、协同升级的能源发展体系，避免转型断档与系统风险，为能源强国建设与“双碳”目标落地筑牢底层支撑。一是筑牢传统能源兜底底座。需摒弃“一刀切”式的退出逻辑，推动传统能源从主力供能向兜底保供、系统调节的基础性角色转型。持续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深度释放调峰潜力，为未来能源的波动性、间歇性特征提供系统冗余，实现供能安全与转型节奏的动态平衡。二是强化风光新型能源桥梁纽带作用。新型能源是衔接传统能源与未来能源的核心桥梁，需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抓手，完善源网荷储一体化协同机制，持续扩大新型能源消纳空间。同时，依托新型能源规模化发展形成的低成本绿电供给体系，为绿氢制备、可持续燃料生产、新型储能应用提供核心原料与动力支撑，实现能源转型从单一场景替代向全链条融合进阶。三是构建未来能源融合路径。针对核能、氢能、可持续燃料、新型储能等未来能源，需按照技术成熟度、系统适配性实施梯度推进策略。核能领域，需大力支持第四代核电技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核聚变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攻关，积极探索核能综合利用路径。氢能领域，依托现有工业管网、能源加注网络推进储运体系兼容建设，推动从工业副产氢向绿氢的平稳过渡，避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可持续燃料领域，依托现有油气输配、加注体系实现规模化应用，推动与现有燃料供应网络的无缝衔接。新型储能领域，需构建多类型储能协同的调节体系，推动储能全面融入现有电网调度机制，为未来能源规模化接入提供核心调节支撑。

林伯强：从传统能源到新型能源，再到未来能源，本质上不是简单替代关系，而是一个分阶段接续的过程。关键在于把握节奏，避免在体系尚未具备支撑能力时过快切换。在当前阶段，传统能源仍然承担基础保障功能，特别是在电力系统中提供稳定出力和调节能力，这一角色短期内难以完全替代。随着新能源占比不断提升，需要加快储能、电网和调度体系建设，提高系统对波动性电源的适应能力，使新能源逐步从补充电源转向主体电源。在此过程中，新型能源体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平稳过渡，更关键的是做好几方面衔接。首先是制度衔接。通过电力市场和价格机制改革，使不同类型能源在同一体系中形成合理分工，而不是相互挤压。其次是技术衔接。加强电网灵活性、跨区域配置能力以及数字化水平，为高比例新能源运行提供支撑。最后是产业衔接。引导传统能源企业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避免出现结构性失衡。过渡过程中还需要保留一定冗余和弹性，以应对不确定性。未来能源的发展具有长期性，不可能一步到位，更现实的路径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多种能源形态的有序接续，逐步完成体系转换。

《 学习时报 》（ 2026年05月11日 第 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