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互助性养老长效发展-社区文化网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民政部等《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形成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格局”，为新时代互助性养老的标准化与制度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深入推进这一服务模式，既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我国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整体呈现出规模扩张与模式升级并行的良好态势。一是服务阵地实现多点突破。据民政部2025年12月发布的提案答复函，截至2024年底，全国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超过15万个。各地出现以“社区邻里互助点”等为依托的平台，有效填补了养老服务的资源供给缺口，正在逐步形成覆盖城乡、触达末梢的基础保障体系。二是人力资源实现角色化重塑。互助性群体规模持续壮大，低龄老人逐渐从养老服务的受助者，转变为互助性治理的主动参与者。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在诸多先行试点区域，低龄老人已成为志愿互助的重要主力，这类身份角色的转变有效优化了基层养老的人力资源结构，为基层治理蓄积了深厚的“银发力量”。三是治理逻辑实现规范化转向。互助性养老已经摆脱单纯的民间自发探索模式，逐步转变为政府引导、多元参与、社会运作的制度化服务平台。依托积分兑换、风险补偿等机制的落地实践，互助性养老模式已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逐步实现从“传统邻里温情”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迭代升级。

但仍需看到，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在向高质量、可持续方向推进过程中，还面临一定挑战。一是资源供给缺乏持续性。部分地区的互助性养老服务高度依赖政府前期的财政奖补，由于缺乏内生性的造血机制和社会资本的有效介入，导致部分互助性养老点在财政补贴终止后陷入运营停滞的困境，难以维持长期的稳定运作。二是制度衔接规范化程度不够。虽然国家层面已出台明确的政策导向，但在落地执行过程中，互助性养老相关的意外风险补偿规则、服务质量标准以及跨区域积分核算体系依然存在明显的制度空白。安全保障与标准化建设的不足，在极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三是参与主体存在结构性流失问题。在城乡人口流动加剧的大环境下，农村社区面临人口空心化挑战，互助性养老网络的人员供给难题愈发突出；在城市社区，居民居住相对分散、邻里互动较少，邻里间缺乏足够的信任与联系，对互助活力的激活形成阻碍。

面对各项挑战，应清晰认识到，互助性养老并非单一的社会福利项目，而是关乎基层治理模式转型的综合性系统工程。从实践价值来看，它能够推动社会养老资源高效流通、合理配置，助力重建邻里信任关系，同时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切实提升社会整体的运行韧性。在“十五五”时期实现互助性养老的质效跨越，需立足实际、多措并举，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其发展。

强化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夯实互助性养老的发展基础。互助性养老服务的长效运行，首先依托于法治化、规范化的顶层设计与底座支撑。其一，加快完善地方性互助性养老法规，针对互助过程中的意外伤害风险，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商业运作”的互助保险制度，通过引入社会化保险机制解除志愿者与受助者的后顾之忧，构建起风险共担的法律保障体系。其二，制定全国统一的互助性养老服务目录与质量标准，明确“助餐、助洁、助医、助乐”等基础服务的内容边界与评价机制，通过标准化建设提升互助性服务的专业性与可信度，确保互助行为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其三，建立健全长效的财政激励与税惠政策，鼓励基层政府将互助性养老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并引导社区慈善基金专款专用，通过“政府拨一点、集体补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投入模式，破解互助性服务在运营层面的短缺问题，确保持续服务能力。

驱动数字赋能与模式创新，优化互助性养老资源配置。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化平台的应用，是解决互助性服务供需错位、提升资源流转效率的关键钥匙。其一，探索推广数字化“时间银行”模式，利用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可溯源的特性，建立区域性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统一积分存储与兑换系统。这不仅能实现“年轻存时间、高龄取服务”的跨时空互助，更能通过通借通还的机制，破解老人在迁徙随迁后积分无法使用的难题。其二，依托基层党群服务中心建立“数智互助指挥仓”，通过大数据算法精准匹配老人的个性化需求与志愿者的专业技能，实现互助性服务的“即时派单、精准触达”，显著提升供需匹配率。其三，支持企业研发适老化社交与互助终端，通过语音交互、一键响应等技术降低老年群体进入数字网络的门槛，让智能化设备成为连接邻里情感、监测健康状况、激活“银发活力”的枢纽。

培育社区共建生态，增强互助性养老发展活力。互助性养老的生命力来源于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须通过基层治理模式创新予以激活。其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将推动互助性养老与基层党建工作、社区物业服务深度融合，发动社区老党员、退休老干部发挥带头作用，以“老友结对”的形式强化邻里间的信任关系，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其二，广泛开展社区协商与文化培育活动，通过物理空间的共享与情感交流的增加，打破城市社区的陌生人社会壁垒，让互助性服务从一种“任务式”的行为转化为一种“自发式”的邻里生活方式，增强社区凝聚力。其三，注重培育专业性的互助类社会组织与社工人才，通过“社工引领志愿者”的专业路径，为社区互助团队提供常态化的培训与运营指导，引导民间互助逐步走向规范化、组织化发展，从而构建起可持续的银发互助生态。（董玉青）